自珍宝岛事件之后，边疆战备紧张起来，组建起的武装连队，每个队都发了枪。那大概是知青最得意最辉煌的时刻，大家可以享受军人的待遇了，而不再仅仅是知青。那时候，我到的黑龙江江边的一个队里采访，就在这个队里，一位北京的小伙子，干得不错，就要被评为五好战士了。也许，就是这个即将到手的五好战士的称号害了他，他给队上一位姑娘写了一封信。他早就悄悄爱上了这个姑娘，也许他觉得自己这时有了资本，才鼓足了勇气写下这封信。这封信写得多少有些缠绵，真情流露自然言词就有些烫人。那时他应该知道，队上不允许知青谈情说爱，发现谈恋爱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要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在全国东西南北几乎如出一辙。他自己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而那位接信的姑娘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他光想着自己的感情，没有想到姑娘的心情。

姑娘接到信后，没有像他想像的那样心荡神驰，相反很害怕，鬼使神差，竟把这封信交到了队上的头头手里。这个头头如果拿到了信找他谈谈，哪怕严肃地批评他，他可能不会出事。但是，这个头头立刻召开大会，当着全队所有人的面，竟然将这封信有声有色地念了一遍，不仅当众羞辱了小伙子，而且，五好战士也没了他的份。我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里，夹有几句诗，是几句很动人的诗，是普希金的诗。头头却因普希金把他骂得更为狗血喷头，那时，外国人一律更是资产阶级的化身。

就在这天夜里，小伙子端起冲锋枪跑出男宿舍，一头闯进女宿舍，抱着冲锋枪朝着炕头就是一通扫射。正在熟睡的姑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好几个人中弹了。其中一个是班长，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第一个跳下炕，想要阻止他，却被他一枪撩倒在地。然后，他跑出去，一直跑到有好几人高的豆秸垛上，拉响一颗手榴弹自杀了，引燃得豆秸垛蹿起冲天的火焰……

其实，到死他也不知道，女宿舍有两间屋，他闯错了屋门。他想复仇的那位将信上交头头的姑娘，是住在另一间屋里。至今，那位姑娘还好好地活在世上，早已结婚有了孩。她会和我一样，找个机会专程来一趟黑龙江边，并在偶然之间想起那封夹有普希金诗的信吗？她会想起那个写信的小伙子，和那个代她受过而无辜死去的女班长吗？

如今，我站在黑龙江边，没有了冰块的冲撞，没有了激扬起的浪花冲天，午后的阳光温煦地照着江面，对岸的村落和树林也平静得如同一幅俄罗斯巡回画廊派的油画。谁会想到30多年前就在江边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过比战争还要恐怖而可怕甚至更刺激人心的枪声呢？时间在流逝，而一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超出时间之流，礁石一样，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并不因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水流走了，哪怕流光了，它们还在，还矗立在那里。我们常常会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感慨我们在该读书的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权利；我们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失去了谈恋爱的权利；甚至在该玩儿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旅游这个词，我们只会拉练。

有些记忆是苦涩的，甚至是痛苦的，但不因苦涩和痛苦，在甜蜜的新生活中，我们就觉得它们不合适宜或有碍观瞻，而应该把它们忽略掉或忘掉。在摧毁旧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做到出奇的一致，而让新的历史有着各自爱好的偏移，将过去的记忆删繁就简成为了一种缩写本。在此次重返北大荒的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大荒，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当年一共死了多少名知青？还存有他们的具体名册没有？但我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即使在正在筹备中的北大荒博物馆，我问起这个同样问题，也依然没有答案。

我一直这样以为，知青之死，在北大荒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如我们队的李玉琪那样因公牺牲的英雄，一种是如3队刘佩玲那样忍受不了寂寞与不公正折磨的烈士，一种是在意外事故中或因疾病致死的默默无闻者，一种是莫须有罪名屈死冤死的无辜者，还有一种就是因种种原因而寻短见的自杀者，比如这个因爱而拉响手榴弹死在黑龙江边的知青。也许，我们更容易记住英雄，而容易遗忘后面的几种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有错的。因为记忆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人心也总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地向着时代的英雄，我们确实应该记住他们。但是，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了后几种死者。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他们都是死在北大荒，死在那个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北大荒那块土地所含有的成分，想弄清楚北大荒那块土地如今或丰富发展或水土流失的变迁史，想探溯那个时代的跌宕起伏命运沉浮的知青史，我们就应该记住他们。历史，需要恢弘的手笔，也需要细节，就像北大荒这里有参天的大树茂密的原始森林，也有矢车菊和达紫香这样的自生自灭的花草，不应该因为他们只是自生自灭，我们就可以随意或无意地忘记他们。

但是，谁还会记得他呢？一个仅仅20来岁的小伙子？一个仅仅因为爱一个姑娘和爱普希金的诗就死掉的小伙子？还有那个代人受过无辜而死的女班长？也许，她才是更加的冤屈，到死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接到过一封情书。

我真的不知道。黑龙江水平静地流着，我再也看不到在初春时节它开江时，冰块冲撞着冰块那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了。

在2队，我对那些堆放在房前屋后的豆秸垛，充满着格外的感情。

那一年，就是工作组整我，说我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时候，一时，我成了不可救药的坏蛋，2队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理我，躲我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那一年开春时节的一天黄昏，我独自一人拿着饭盒垂着头往队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觉得四周有许多双眼睛聚光灯似的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怪，其实我并没有抬头看什么，但那种感觉像是毛毛虫似的，一下子爬满我的全身。抬头一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站在我前面不远的食堂的豆秸垛的围栏旁等着我。是的，就在那个豆秸垛前等我。那个褐色有些像是经冬后发旧的鹿皮的豆秸垛前，被晚霞照得格外灿烂，晚霞无遮无拦地从西边的天际挥洒在豆秸垛上，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红。

食堂前是两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户里都探出了脑袋，露出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要演什么精彩的大戏。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毛，觉得芒刺在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那样向我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向我笑了笑，我才注意到她的脸上绽开了一对漂亮的酒涡。

那时候，我知道，工作组找她谈过话，让她交代出我对她讲过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没有说什么。工作组请来了场部保卫股的人，腰里别着手枪，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她找到队部的办公室里，突然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拍着桌子让她交代问题，非要她说出我和她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她还是没有说什么。她觉得她没有什么问题，她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她不想平白无故地落井下石。他们拿她没有办法。我记住了这些人的卑鄙，也记住了她的勇敢和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