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渗透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任何革命，都是年轻人的节日，当革命并没有革到自己头上时他们都是热情而快活的。围猎可以使人疯狂，革命也同样使人疯狂。写到这里，我或许老了，总认为，那一场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不管它的起因是千种万种，责任应该是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日日夜夜的躁动不安、慷慨激昂、赴汤蹈火、生死不顾，这里有着人的自以为是的信仰，也有着人的生命类型的不同，这如蜜蜂巢里的工蜂、兵蜂和蜂王。

我亲眼目睹了武斗场上，我的一位同学如何地迎着如雨一般的石头木棍往前冲。他被对方打倒了，乱脚在他的头上踢，血像红蚯蚓一般地从额角流下来。他爬起来咬住了一个人的手指，那手指就咬断了，竟还那么大口地嚼着，但随之一个大棒砸在他的后脑，躺下再不动了。那场武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我的那位同学的右眼球掉出来，像一条线拴着一个葡萄，而他的嘴里还含着没嚼完的一截手指。他当然是这一派的“革命烈士”，他家的门楣上钉上了红色的“革命烈士”的牌子，当然后来这牌子又被摘掉了，他又永远不是了“革命烈士”。

我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参加了造反队，那时期不参加造反队，别人不说你也自觉到是很可耻的事。我们的造反队叫“刺刀见红”。这名字够可怕的，但我们只会与人辩论，又都是小个，与他人辩论时要一跳一跳地才来劲儿、才来气势。我的嘴唇厚、口笨，造反队能让我参加，为的是我的语文好，可以每日为造反队写大事记和大字报。我极羡慕另一班级的“风雷激”造反队的大字报，上边有相当多的新词新句，比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可忍，孰不可忍”、“惊回首，峥嵘岁月稠”。似乎懂得，似乎又不懂，不晓得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句子。

学校里先是从早到晚地辩论，后来社会上的两大派组织插手进来，学生两派的总头儿各自成为社会上两大派的领导成员。作为临委会下属的小组织“刺刀见红”慢慢无所作为，况且我写的大事记也被人偷去了。我就不大正常去学校，不是呆在棣花就是去商镇我的舅家。舅家常做搅团饭吃，我爱吃那东西。终于，全县的临委会失利，筹委会的势力浩大，且武斗开始，我们棣花的同学就彻底不去了学校。革命是起起伏伏的，两派的势力也是水中的葫芦，一个按下去一个浮上来，形势日日变化，这时候我就毕业了。

棣花的造反派绝大多数是筹委会的，我回到棣花后就不敢说在学校时我属于临委会。记得有一夜，家人在院外乘凉，不知什么地方“轰”地一声爆炸，许多人就拿了木棒、长矛向大队部跑去，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只是静等消息。过一会儿，传来话，是贾源村有人在试验炸药包，结果把自己的双手炸掉了。后来又传来消息，说手是炸掉了，但不是在试验炸药包，而是邻村一位姓田的老干部从临委会人手里被抢了回来，为庆贺而放了炸药包。

姓田的是陕南游击队出身，能双手打枪，因站在筹委会一边，临委会是一直要打倒他的。我在校时是反对田的，忍不住冒了一句“那田麻子……”我还没说出个怎么样，仅仅说他是个大麻子，旁边几个人就“呼”地站起来训我:“住嘴！田麻子是你叫的吗？”我吓得不敢言语，跑回屋去。母亲跟回来说:“你是小娃，别人可有这样观点那样观点，你不要有观点！”我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母亲说:“死了才有鬼魂哩，你死啦！”

文章摘自 《贾平凹最珍视的自传:我是农民》 作者:贾平凹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