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

田惠明推着一辆三轮车，眼巴巴地注视着从小白楼里进进出出穿着体面的科室干部，心里面有一种酸酸的羡慕的味道。

这一年，是1974年，从雁北“病退”回城的田惠明在北京市汽车靠垫厂做起了“弯管工”。这个工种的工作是，每天推着三轮车，从库房拉一车管子到工地，然后用电锯把管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再把管子弯成一定的形状。

“这个活最脏最累了，我们既是弯管工，又是装卸工。”田惠明说，“防护措施又差，一身油乎乎、脏兮兮的工作服，戴着副大眼镜，顶着个大草帽，锯管子时迸出来的火星子，直往脖子里钻。”田惠明拿出一张当年的老照片，20几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瘦削的老头，青春气息荡然无存。

在库房和工地之间，有一栋小白楼。在那里面上班的人，是脱离生产一线的领导层，不用穿沾满污渍的工作服。每天，田惠明推着破车，在库房和工地之间穿梭，靠着对小白楼的仰慕和向往，支撑着过日子。

“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而高考给了我一个契机。”田惠明说，“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

下乡背砖险些要了命

田惠明不是没吃过苦，但工厂里的制度性压抑，让他感觉反倒不如在乡下背砖时自在。尽管背砖这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田惠明是北京三中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毛主席的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启动了中国1700万知识青年大迁徙。田惠明和其他17位来自北京的男女学生下乡到了山西大同杜庄。

而今，坐在中国新闻社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回想起下乡插队的岁月，田惠明感觉有点荒唐，有点悲伤，有点怀念。

他们下乡插队的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千千村。这里环境优美，著名的桑干河离村口仅有4公里。远处是五岳之一的恒山，夏日里一片绿，冬日里一层白。“当时我们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置身于清新的大自然中，中学生浪漫的情调油然而生。”田惠明说，他们时常结伴到村外杨树林中散步，到桑干河畔玩耍、看山、看水。

为了多挣几个工分，田惠明和几个知青壮小伙自荐去了砖窑。“那是最苦最累的活，”田惠明说，夏天，他们只穿一条三角裤衩，背上披一条很糙的老羊皮，走进尚带一定温度的窑里，把热乎乎的青砖叠成垛，然后背出来。“背一天窑，浑身上下，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1

970年的一个早晨，田惠明没能按时赶去砖窑，他起不来了。在土炕上躺了七八天，高烧不退，一天比一天恍惚。生产队决定，趁着还能走动，赶快送回北京去。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并告诉他，已经出现败血症前兆了，若再晚几天，命恐怕都保不住了。田惠明听了有些后怕。

最后的诊断是骨髓炎，医生在他的左腿上开一道很长的口子，敲开骨头，吸出有炎症的骨髓。半年后，田惠明才能扶拐下床。又过了半年，才甩掉拐杖。

身体痊愈后，田惠明又回到了千千村。这一次，他干不了重活了，在乡村小学做起了民办教师。他的课为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了清新之气。“那段日子，挺让人怀念的。”田惠明说。

1973年，刮起了回城风。“当时有两个理由可以回城，一是困退，一是病退，但政策控制得很严。”虽说真是有病在身，但办起一道道程序来，田惠明也觉得胆战心惊。他觉得，有时候办一件正当的事，也不得不走一走人情路线。他去医院开证明，递给医生一盒烟，医生没有要；他去雁北地委知青办主任王守德家里，拿了一条烟，被王主任拒绝了。归心似箭的知青被并不是坦途的回城路折磨着。

因为身体缘故，回城后的田惠明没能很快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打零工。他在卷烟厂做过装卸工，在展览馆剧场门前看过自行车。1974年9月，田惠明进到了北京市汽车靠垫厂，成为一名“弯管工”。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在严苛的打卡制度下，他等待着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