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夏中生，男，1951年5月18日出生。“文革”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18日从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到河北省围场县牌楼公社牌楼大队第九生产队插队。干农活近两年后（其间曾出工外县修公路，打眼放炮撬石头等都干过）被推荐担任小学“民办教师”，担任过短期公社文教干部。直到1978年随着“知青病退大返城”的浪潮回津，经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过程。E-mail：xiazhongsheng2008@hotmail.com

（一）不能忘记他们                  

见2002年3月10日天津《今晚报》关于支边青年侯利望的报道：1966年2月，年仅十八岁侯利望响应政府号召、怀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从当时全国“三大城市”之一的天津市（第72中学）奔赴相隔万水千山的云南边疆。将近20年前，侯利望因工双目失明，生活陷入极度贫困，因为攒不起路费，36年来只回过一次家，以至父母去世时也不能进孝送终，其女儿为助家困，打工受欺……。我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我已经很少能为什麽事情所打动了。

就在侯利望他们刚刚离津后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风潮笼罩全国。到了1968年末， 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一夜之间城里的“革命小将”忽然变成了“吃闲饭”的人，由“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中的农民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千百万已经耽误了好几年学业的、和侯利望般般大小的初、高中学生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溶进了广袤的农村、边疆、山区……其中一些人象侯利望一样去了特别偏远、贫困、落后的地区。他们实际上只是些饱受“文革”思潮影响、毫无实际生活经验的在城里长大孩子，他们哪会知道，在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些什麽……。

当时的城乡差距要比现在大的多，有些地方也还处于半原始的状态，那里没有电，没有机械，没有柏油公路，没有书报广播，连报纸也难找到……几乎所有的近代物质文明都没有。在我插队的河北省围场县一个山沟里分布着三个生产小队近五百人，当时没一块钟表，更别说手表（靠看太阳计时），没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更别说机动车或其他任何机械。就是象搪瓷脸盆、油漆、玻璃、铁丝……一类极普通的日常物品也根本没有或很难看到，我们小队唯一的近代东西就是一辆马车上的两个橡胶轱辘（其余的都是木头轱辘牛车），说来可能有人不信，有的农民甚至连灯油（当地到82年才通电）、食盐（一种大颗粒粗糟、夹杂黑色的无碘湖盐，因此当地常见“大脖子病”） 、肥皂（农民洗脸用“猪胰子”，打火用“火镰”）也买不起。我在1978年日记上记着的学校老师（其时我已做了“民办教师”）托我从天津带回的东西：纳鞋底用的锥铤子、玻璃、手电筒、塑料鞋底、塑料雨衣、火石、大活络丹……。我早已意识到，在当地除了布匹（当时每人每年一丈七尺的定量布票，也有买不起的）、食盐、灯油、农具等极少量生活、生活用品必须外购外，其余东西基本上都是自产自用。距离最近的邮局也在二十里地以外，一次我到那里（来回至少要走半天）去买邮票，竟然告诉我“没有！邮票卖没了！”……方方面面相类事情还很多，时光似乎停留在上个世纪，整体社会功能低下。蓦然面临的是艰苦的生存环境：漫长严酷的冬季、原始的超常沉重的体力劳动、繁琐的家务劳作、微薄的收入、极其落后的文教、卫生、交通状况……。我们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就去扛一百多斤的粮食口袋。一次，一个同学收罢晚工（还要挑水烧柴做饭）支撑着回到茅屋，累的连打开铺盖的力气也没有了，和衣一头倒在土炕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不少人至今身上仍然遗存着当时的伤痛（那个同学落下严重的腰疾，至今）。

一天中午，一个同学收工回到知青点，看见地上防着一大笸箩刚用碾子推好的粮食，以为是莜麦炒面（当地常食），在只用井水活（huo'）活狼吞虎咽吃了一大碗后也没尝出其实那是生棒子面！1971年秋霜冻灾害，庄稼几乎绝收，没有分到多少粮食，半饥半饱捱到转年四月份的我们知青小组终于断了粮，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只有土豆和南瓜，去生产队借粮，小队长每次都只说五个字“队里也没有”。那些日子真不知是怎麽过来的，我还记得，我在给小学生上课时，讲一会儿，饿的在讲桌上趴一会儿，攒一些气力站起来接着再讲。当地冬季最低温度达零下30°C以下（气象资料记载，离我们插队的牌楼公社只有三十多里的“御道口”1957年1月份气温曾达零下42.9°C!）， 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小组盖的草房处于全村最高点，风大，外墙又没有再抹二遍、三遍泥，没吊顶棚，始终处于半完工状态。每到冬天，住房墙上都要结厚厚的一层冰，银光闪闪。一天晚上山民要在我们那里开会，结果刚去就全都冻跑了。一次我在“县安置知识青年办公室”讲遇到的问题，那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嬉笑着，漫不经心的回答：“要说县城没柴禾我信，你们那里满山遍野不都是柴禾吗？……”。痛感世态炎凉！

他们是为了“建设祖国”而去吃苦的，他们“不后悔”（侯利望在天津电台回答记者采访时讲），但他们在缺少为支撑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必需的口粮（更别提副食和油）时，在缺乏为捱过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而必需的材禾、燃料时，在满身虱虮的病痛身躯缺医少药时，在每年微薄的收入不敷回家探亲路费时，在面对缺少基本生存条件的恶劣环境时…….却始终无人过问，他们指望不到必需的起码帮助。有“路子”的通过权利、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以上学、参军、招工等各种形式跳出农门了，普通知青只剩下在农村、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资格，生活无着，前途无望。他们终于发现，他们被粗暴的剥夺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象垃圾一样被抛到社会的最低层，自生自灭……。这是比物质匮乏可怕百倍的人文匮乏！他们受伤了，他们失望了，他们疑惑了，他们终于愤懑了！人数集中的云南农场数万全国各个城市知青在1978 年举行了悲壮的大规模罢工请愿，甚至绝食抗议，以死相争，要求返城，要求起码的生存、发展权利（见邓贤着《中国知青梦》，还有一本同样是由曾为知青的作家安知写的《知青沉浮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也真实的描述了“插队知青”的蹉跎岁月。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献不少，大都是知青本人用自己的心血写出来的极具意义的文字，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力作。刘小萌先生的《中国知青史》等系列专着，更是研究中国文革史、现代史不可不读的着作）。这其中知青们所经历的巨大身心变化、惨痛，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不是情人不泪流”，差不多每个“知青”都有这类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感受，“知青”成为时代特定称谓，成为当代不绝的话题，成为历史浓重的一笔。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可以将空言打的粉碎”，时间将不断对过去作出公正的评判，历史终究会前进。随着“文革”的否定，知青大返城可说是物极必反。但至今仍有个别象侯利望那样留在昨天，他们或因所在地区偏远贫穷落后，或其他种种原因，穷愁落魄，生活贫困，陷于困境甚至绝境。他们的状况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一石激起千层浪，《今晚报》关于侯利望的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回响，《今晚报》接到的读者来信来电不断，这是报史上少有规模的人们真正发自内心的情感：良知没有忘记他们。

伸出我们的手吧，帮助那些由于社会的错误却至今仍陷于困境的人，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良心，我们就没有丝毫不这麽做的理由！

我希望现在政府有关部门仍对虽然不为我们所知、但确实存在的象侯利望这样少数特困 “老支青” （或“老知青”）给与特别的关注和帮助，进行调查和相关工作，使他们摆脱困境，能有基本正常的生活条件，给他们以应得的待遇和地位。我们的确一个也不应忘记他们，他们是从我们这里走出家门的。

                                                                                2002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