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是指“文革”前期的高、初中毕业生，新三届是指“文革”复课后的高、初中毕业生。这一代人不像老三届，没有真正地读过几年书，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大多数随着“大军”返城，结婚生子，完成悲壮的青春之旅。王昕朋在《我们新三届》中，用真实的故事、简朴的文字、复杂的情感，深刻地透析了那一段独特的历史片刻，完整细腻地呈现了那一群独特的中国青年的人生历程，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一枚珍贵的毛主席像章

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们新三届当时都是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对于那场运动，不要说理解，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若干年后，只能从几件记忆深刻的事情中，找回一些感觉。

“文革”刚开始那阵子，谁能搞到一枚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那可是本事。红卫兵大串连时，我正在读中学的舅舅，跟着学校的红卫兵去北京串连，路过我们那里时，把我带去了肥东(位于合肥东郊)姥姥家。

那时姨妈的一位女同学经常来姥姥家玩,她经常说点笑话逗我开心。有一次，她来时，胸前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我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假装和姨妈谈笑风生，但左手却不时朝上抬一下，好像在防范我。

过了几个月，父母亲来信让我回去上课。临走前一晚，姨妈的那位同学来了。她听说我要回去了，嘱咐我好好读书。我看着她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那位阿姨又来了。奇怪的是她胸前毛主席像章没有了，代之是一枚语录牌“为人民服务”。她和姨妈在屋子里说了一会儿话，走时眼睛红红的。那位阿姨走后，姨妈把我叫到跟前，打开一个小红布包，里边正是那枚毛主席像章。姨妈告诉我，那位阿姨早看出我喜欢那枚毛主席像章，但是她也特别喜欢。现在见我要走了，她才决定送给我。

姨妈把那枚像章放在我包里，嘱咐我一定保管好。因为街上抢像章的特别多。一路上，我都小心翼翼地抱着包。回到家，我才把像章佩戴在胸前。到了1970年，我已经读初中了，家乡一位在部队当兵的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枚铜质的毛主席像章，我才把那枚像章送给了一位对它向往已久的一位同学。

真正想上山下乡的没几个

那是1975年4月10日，一个天色亮丽的日子。下午，我们在铜山礼堂参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欢送大会。会后，每个人披红挂花，乘坐各地接知青的车到知青点去。

实事求是地说，别看新三届上山下乡前要自己写申请书报名，但真正想上山下乡的没有几个人。那时，大学从工农兵中招生，从中推荐表现好的，应届毕业生望尘莫及；参军也是难上加难，就业就更没有门路。加上政策规定，家中只要有了上班的子女，其他孩子就要上山下乡。

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好一些，就可能有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参军或者招工机会，“老三届”中有些人已做出了榜样。那时，社会上称这叫做“下乡镀金”，是被批判的思想。但这又是新三届大多数人心中的目标，也是当时摆在新三届面前的一条必由之路。

我认识几个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在农村的艰难困苦甚至让人无法想象，有些在贫困村插队的知青，常年连饭也吃不饱。知青们为了早日摆脱艰苦的环境，用尽心思。招工、招生、招兵名额有限，竞争十分激烈，有的男知青不惜“自残”，有的女知青不惜委身于当地村队领导……

尽管那时天天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是，人人心里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竞争。

从我们下乡那天起，新的生活开始了，竞争也开始了。我们那个知青点先后来了八十多个知青，主要来自徐州市和铜山县，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不同，学历也不同，因此观念、性格、处世方法也不同。我们插队的果园，活儿有轻有重，有干净有脏。所以，分配岗位时竞争就已经开始了。有的父母想方设法儿托人找关系，给子女分配个好点岗位。

我们知青点，也可以说我们新三届一代人，之所以没有进入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是因为时代有了转折。就在我们到了可以招工的年限，也就是插队满两年时，国家恢复了高考；1978年，一大批知青获准回城接班；接下来，政策也有了变化，知青全部招工返城，只是时间早晚、岗位不同。那段日子里，每天都有和知青点告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