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泓简历：

朱之泓，女，出生于1953年。1968年下乡，1972年回城到师范学校中教班读书。1974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至1984年在宁夏教育学院进修。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后相继被评为宁夏银川市的“三八教学能手”与“师德标兵”。2008年退休开始写作，《与女儿说家事》一书即将由宁夏出版社出版。

别了！我的初恋

女儿可能想看到我这本书中能出现一些浪漫而美好的爱情故事，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会让女儿失望的。我们那时候，男婚女嫁都是和个人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的，作为上山下乡知青来说，即便有爱情，除了政治因素外，还与个人吃、穿、住、行等生存命运密不可分，与参军、招工、推荐上学等个人前途息息相关。那种爱情或是已经被政治化了，或是已经被实用化了。

下乡初期，我偶然与宁夏煤城某煤炭单位的一个政工干部相识，之后我们便书来信往地谈着恋爱。他是一个红五类子弟，父亲还是他家乡那个县的农业部长。他的求偶条件很简单，就是想找一个同乡作未婚妻，而我们的原籍恰好都是河南。

我们之间的"情书"也很有时代特征，极少表达彼此的爱恋与思念之情，更多的内容是谈自己学马列的体会，鼓励对方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干革命。他支持我插队落户，叮嘱我在乡下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盼望有一天能把我堂堂正正招到他所在的单位，好方便建立将来的小家庭。

我那时总担心这辈子会走不出农村，而他却很有远见地对我说："知青决不会永远呆在乡下，因为党需要他们到更多的行业中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个人的作用。"恋人的话总是具有神奇的力量，我被他的这一远见卓识所鼓舞，也很希望乘他这股东风，展开我的翅膀，飞出农村，飞到他的身边。

那个时代的政工干部整日奔波搞外调，不是调查张三的爷爷在旧社会都担任过什么，就是调查李四的爸爸在旧社会都干过些什么。于是我便频频收到他外调时，从祖国各地给我寄来的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那都是各地革委会送给他的。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算不算真正的爱情，我只知道这层关系对于在杨郎时的我是一种很重要的情感支撑。在那寒冷而漫长的冬夜里，我将他的来信放在枕头下，一遍遍回味着信中的话语，享受它给我带来的暖意。在整整一天的超强度体力劳动之后，我一头挺倒在土炕上，连做饭的情绪都没有了。这时的我，或是含泪抚摸着他自己都舍不得佩戴而赠给我的那几枚毛主席像章；或是含笑回味着他信中那些劝慰和鼓舞的词句，品味着他的一蹙一笑。我借这些使自己恢复一点体力，爬起来，端上锅，找个地方借火做饭去。

空间的距离能拉开感情的距离。我们天各一方，总是纸上谈情，有情也会变成无情，况且我们本身就没多少情。如果不是有像片的话，我恐怕连他的面貌也陌生了。尤其是我长期身处农村，不能被选拔出来参加工作，在爱情的天平上明显处于劣势。而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多有猜疑。我预感到这注定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试验。但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也会当成救命的仙杖，我本能地牢牢抓住它，无论如何，它总不会给我带来害处。

然而父亲被群专以后，我便只能强行让自己绝了这门心思，因为我知道，他作为一个单位的革委会成员，作为一个政工组干部，与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结亲会是什么前程？但我当然不便于把还没有落实的，我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告诉他，我就以"我在农村是永远都不能回到城市了"这个理由来拒绝他。他回信坚决不同意断绝关系，要我有信心坚持下去。并给了我一个人的联系方法，说这人将要到固原县招工，他要我去找这个人，说这个招工的干部会照顾我俩的关系，将我招到他所在的煤炭单位工作的。

我思虑再三，最终没去找他介绍的这个人。我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考虑我的招工问题，就必然会对我进行招工前的政审，我的家庭背景情况也就会很快传送给我的男友。那么，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将是多么的丑陋，因为我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欺骗了他，即便我父亲被群专是在我们认识之后，但我始终没有将这些新情况通告于他，在他来说这就算是欺骗。我本来是想等一段时间，等父亲的问题查证落实，还父亲的清白以后，我再对他解释这一切。

现在看来父亲的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查清楚的，我也就没有机会对他解释。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有如让他来拒绝我，不如我拒绝他，也好保全我一点自欺欺人的尊严。想到这些，我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再次回绝了他。那封绝交信寄出去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到他的来信，我以为段感情就这样过去了。熬过了一段复杂的痛苦后，我就把这种痛楚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其实，我对他很有好感，从感情上我是从来没有排斥过他的。假如我的父亲不被群专，假如时运不如此捉弄我，我是愿意与他组成家庭的。就是在我寄走了断交信后，我依然幻想着，幻想他能来杨郎找我，恳求我重新接纳他，那时，我会满怀感动地收回我的绝交信的。

大约是我寄出第二封绝交信的两个月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信。他信中以忿怨的口吻将我谴责和挖苦了一番：说他坐着车从银川到固原，在经过杨郎路口时，两眼直直地望着路上，希望在路口看到我的身影。说他下了车住在固原第二旅社里，本准备第二天就到某一个公社去搞外调，但天下雨了路不通，他们一行两人就只好呆了下来。他说自己很高兴，高兴的是他可以因此多在固原呆几天，这是老天给了他时间，他天天盼着我去他住的旅馆找他，但终于没有等到。说他外调结束回到固原县城后，又住了下来，还是焦急地等着我去找他，结果，我竟然绝情到连最后一次见面交谈的机会都不给他。

看了这封信，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要来固原外调啊，更是从来没有约我在固原见面啊。也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看完这封信我就奔上了公路，不顾一切的站在路中间拦过路的卡车。那种急切神态大约吓住了司机，很快我就坐上车朝固原进发了。

我按他信上所说，赶到固原二旅社，要过旅客登记簿一目十行地翻看，果然上面登有他的名字，但那离开的日期却是三天以前的。我犹如被五雷轰顶，整个大脑都懵了，拖着软弱无力的双腿走出旅社大门……

晚了，晚了！命运注定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提前来信告知我，却在事后来信将我好一番谴责。莫非这是他的计谋，以便让我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以便给我的情感上留下什么遗憾？于是我没有要求他解释什么，也不向他解释什么，而是将我的猜想和胡乱分析化作一顿不讲道理的斥责，洋洋洒洒写在信上，像发炮弹一样朝他发了去，从此我们便真正断了书信来往。

有谁知道，命运却是那样的捉弄人啊？几个月后的一天，我队的张锐（化名），就是那个我认为唱戏唱得最好的，是我们队里最聪明的，那个只有一只眼睛健全的人。他突然朝我笑嘻嘻地说："珠妹，你去见你哥哥了没有？"

而且他开这玩笑时，回乡知青张克俭也笑眯眯地站在一旁，那脸上的神情似乎表现出他也熟知一切。

我非常奇怪，同时也吃了一惊。"珠妹"，这是我男友对我的专称，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可是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些事情啊。我便不理睬他，他追着我笑问道："你找了那么好的对象，你为什么要断绝关系，人家对你不是好得很吗？不是要在固原等你吗？"

我更加吃惊了，想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张锐的取笑刚好解释了我男友对我的责怪，说明我男友给我的信至少有一封或者两封，落到别人手里了。这落到别人手里的信，正好是要我到固原找他，说他将借出差的机会来找我面谈。

那天我坐卧不宁，立等住在我隔壁的杨郎邮递员陈荣贵回来，我要问他，是否将我的信给了别人？后来经我一问，陈荣贵也猛的一惊。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我直接从陈荣贵那里拿我们大队的报纸和信件，看完后再塞到大队办公室的门缝下边，别人根本没有机会偷拆我的信。但有一次，陈荣贵从三营回来，刚走到杨郎路口，就碰见杨郎大队的大队长方彦江和张锐在一起。于是他便将大队的报纸给了方彦江，那报纸里面夹着我的一封信。老陈认为，方彦江会当场将我的信交给我队的张锐带回来的。

可是，张锐从来没有给我带回过什么信件啊。我明白了，可能是张锐偷看了我的信，大约是不能将原信封复原了，就没有交还给我。那么他将这封信弄到哪儿去了呢？因为事情已经过去数月了，我也无法追究了。追究能追出什么名堂呢？就是追究出张锐或者别的什么人就是那恶作剧的人，我又能拿人家怎么样？而且越追究越会弄得满城风雨……

由于杨郎人的恶作剧，我错失了与男友再见一面的机会，那也许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啊。它有可能使我们重归于好，生活也将会是另一幅图景，所以，从此我对杨郎又多了一份决绝。

那以后，我曾多次有过给男友写信的冲动，想解释清楚这其中的误会。我也曾步行八公里到三营邮电局给他挂过长途电话，但等了几个小时那电话也没有接通。当我无奈地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我的窑洞中时，我想，解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反正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不解决，我即便解释清楚我不回信的误会，也解释不清我对他"隐瞒家庭出身"的误会，总之我们是不可能重归于好了。

别了！我的定格在美好图层上的初恋。

别了！我的注定要留下时代遗憾的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