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泓简历：

朱之泓，女，出生于1953年。1968年下乡，1972年回城到师范学校中教班读书。1974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至1984年在宁夏教育学院进修。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后相继被评为宁夏银川市的“三八教学能手”与“师德标兵”。2008年退休开始写作，《与女儿说家事》一书即将由宁夏出版社出版。

与歌舞团医生成了莫逆之交

杨郎是一马平川，既无山也无树，无遮无拦，因此大风得以长驱直入，肆虐于这整个固原县有名的数百里平川之内。据老农们说，那是某朝有个皇帝春季来此巡游，正碰上刮风，皇帝便顺口说："这里是个风口啊。"从此这里便被皇帝册封为"风口"了，每到春季，老天爷更是名正言顺地刮起大黄风。黄风每次都不是空手而来，它会带着各种各样的感冒病株，并将这些病株偷偷地接种到人们身上，于是只要它一来到处便响起咳嗽声。

我的呼吸系统从小就脆弱，任何一次流行感冒我都躲不过去。在歌舞团来的这年春季，我照例由感冒引起了剧烈的咳嗽。一咳便用手使劲捂住胸部。我咳嗽的情景被歌舞团的女医生任芝兰发现了，她专程给我送来一些药品，记得不过是甘草片之类的。我经常不吃药，吃药就管用……因着这个契机，我便与任大夫熟悉了，最后竟然成为终生的好朋友。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任大夫大约有三十几岁，中等偏上的身高，带着眼镜，留着大方得体的短发，既有时尚的飒爽英姿，又有传统女性的柔媚和雅致。她肩上经常挎着一个药箱，步履轻盈地走在杨郎的街道上和田边地埂上。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这非常受人欢迎。歌舞团呆在杨郎的那段时间，附近农民都知道歌舞团有个医术很高明的医生住在杨郎四队，很多人都大老远来请她去看病，她也总是毫不推辞地就随来人走了。

自从给我看过病以后，我俩的交往就多了，她成了我屋里的常客。别人都怕我房门前的黑狗卫士，唯独任大夫不怕。每次来时，都不用住在前院的房东给她挡狗，自己直接就咚咚咚地走进来了。

我问她："你怎么不怕狗咬？"

她朗声一笑说："那怕什么，它要咬，我就把大腿伸给它得了。"

看表面，任大夫似乎挺乐观，其实她也有一肚子的苦，听人说她解放前就参加了工作，也有点什么需要交代的历史问题，据说十三岁时，由别人代为报名集体参加了三青团。来杨郎时还属于被"隔离审查"的对象。

但被人代替报名也罢，自己主动报名也罢，总之她当年参加三青团时还只是个孩子啊。可文革时，只要你与国民党三青团沾了边，你也就与特务和敌人沾了边，即便你人有百口，口有百舌，面对所谓"天然正确的群众运动"，你也无法说清楚。这历史问题大概严重地煎熬着她。有一次，她晚上住在我这里，我听见她偷偷地在被窝里抽泣，但我没有敢问她，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问过她。

唉，不问也罢，如果细细查起来，一点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一点家庭问题和个人问题，一点亲属麻烦都没有的人又有多少呢？要么你的家庭成分是剥削阶级，要么你的家人或什么亲戚服过国民党的伪兵役，要么你的什么近亲或者远亲生活在异国他乡，使你有了海外关系，要么你的叔叔舅舅或姑夫姨父有什么不清白，要么你的岳父岳母或者公公婆婆有什么历史问题，要么你的弟弟哥哥的岳父家，或是你的妹妹姐姐的公婆家，有什么人"被杀被押被管"等，或者你哪个朋友惹上什么政治案子……

那些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政治问题，你摊上任何一种都是很倒霉的。

我与任大夫算是一种忘年交，我们的交往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拨乱反正，经历了改革开放，一直持续到现在。在结婚前那些年，有好几个暑假我都是在银川任大夫家度过的。白天任大夫上班了，我可以像自己人一样，吆喝她的一个宝贝儿子和一个宝贝女儿快去做作业，快去练习拉琴。我也可以在她家自作主张地做我想做的任何一种饭。

多年后，我跟她说起这事，她笑骂我道："还任何一种饭呢？你那时会做个屁！"

也真是的，我那时屁也没有见过，又怎么会做呢？

有时我会跑到歌舞团医务室，看她如何接待病人，如何分析病情作出诊断，如何一丝不苟地书写着一个单位医务室本来可以不写的病例，后来又看她如何在四十大几的岁数上还口中念念有词地学着英语。

任大夫的儿子像小旋风一样，进家来旋上一圈就不见影子了，几个小时后再回来旋一圈，那时他的爹妈也快下班回来了。任大夫的女儿倒成了我的跟屁虫，走到那里都拉着我的手，还时不时给我背诵她那自我陶醉的小学作文，背诵时摇头晃脑一脸纯情。听到大人们议论某人所遭受的灾难，她会睁着一双含着水分的眼睛感叹说："那可怎么活呀？"那伪装成大人的样子好生可爱。

晚上，我蜗居在她家的厨房里。如果嫌热，就卷起床单和枕头，和任大夫的宝贝女儿一起睡到教室里的课桌上去（那时她家住在银川三中，暑假里，任大夫的丈夫拿着自己任课班级的教室钥匙）。任大夫过意不去地说："你睡在这里行吗？"我说："这比我在杨郎的窑洞里强多了。"于是任大夫便笑笑，任由我爱怎么睡就怎么睡吧，只叮嘱我们点上蚊香。

几年前，任大夫的儿子史苍，那个我亲眼看着长大成人的小旋风一样的男孩，那个从来都充满着正义感的机灵青年，在一次深夜下班的路上见义勇为与三个偷车贼殊死搏斗英勇献身了。我闻讯赶去，和任大夫一样痛断了肝肠，事后我还写下了这样一些悼念的语句：

沉沉的夜色，掩不住贼人罪恶的身影，掩不住匕首上凶残的冷光，掩不住勇士锐利的目光，掩不住英雄鲜血的灿烂。

沉沉的夜色，谁能知道，正义与邪恶曾在这里短兵相接，善良与凶恶曾在这里殊死搏斗。只有明亮的星星见证了一切，你看它已经心痛得浑身颤抖。

沉沉的夜色，勇士的母亲一无所知，她等待着儿子平安归来，却不知儿子已经完成了生命的辉煌；歹徒的母亲也一无所知，她也在等待着儿子平安归来，却不知儿子将自己钉到了耻辱柱上。

沉沉的夜色，英雄的生命因呼吸停止而终结，而精神却不因躯体倒下而死亡，那鲜血瞬间的喷洒，在世人心海中引起的震荡，或许将久久不息。

今天，经历了七十五年人生风雨的任大夫，腰也弯了，个子也显得矮了，腿脚不好，心脏也不好，走路颤颤巍巍。我与她谈起歌舞团在杨郎的这个那个，她神情淡淡的，没有重提旧事的兴趣，却给我找出几本关于天主教的小册子，大约是想把我渡到上帝那里去吧，我想她本人一定在上帝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