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泓简历：

朱之泓，女，出生于1953年。1968年下乡，1972年回城到师范学校中教班读书。1974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至1984年在宁夏教育学院进修。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后相继被评为宁夏银川市的“三八教学能手”与“师德标兵”。2008年退休开始写作，《与女儿说家事》一书即将由宁夏出版社出版。

引子

2004年8月30日下午，我们在上海国际机场依依不舍地送别女儿。

我想女儿你不会知道，当你背着包拐过弯走向安检口时，我和你爸爸还踮起脚后跟，在逶迤而动的安检队列中追寻着你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在机场前的大桥上目送你乘坐的飞机轰鸣着飞向那遥远的天际，那银白色的机身在我们的视野中越来越小，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还久久地站在那里……

我没问你爸爸在那一瞬间想了些什么，而我却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当年载着我的梦想起步的那辆毛驴车，想起了那晚的星星和夜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之间是那样的遥远，远得像是隔了两个世纪，然而它们又是那样的贴近，近得使我来不及调整自己的焦距。就在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把我的一生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女儿听。

从真正意义上说，我的人生是从下乡插队开始的，那是一段不能割裂的个人历史，它对我的后半生有着深远的和难以抵抗的影响力。今天，那段比抗日战争还长两年的历史早已蒙上了一层黯淡，然而你在网络上浏览一下那众多的知青网站就会知道，它注定要永远留存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给今人和后人提供一个思考和研究的论题。

我庆幸自己的人生还能出现拐点，让生活和思维都步入了正常轨道。当我有了女儿后，我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让女儿有一个与妈妈完全不同的人生，不再像妈妈年轻时那样经历饥饿和寒冷，不再像妈妈年轻时那样老是忧患政治上出差错，不再像妈妈年轻时那样总是在思想的荒漠中跋涉……我庆幸女儿幸运地出生在八○之后，又有幸在多梦的年岁里远走异国求学深造，我想，女儿也许很快就会发现梦与现实的差异。了解了妈妈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了解了我们两代人迥然不同的青春，可能有助于女儿今后多角度、多元化地思考问题。

女儿可能会在妈妈的叙述中看到一些粗砺而真实的历史画面，也可能会听到一些时而激越、时而低沉、时而悲嘶的历史回音，还可能感受到一个脆弱的灵魂是怎样经历过理想的躁动和狂热，经历过信念的彷徨和崩盘，经历过思想的毒化和蜕变，最终走向了理性。读了妈妈的人生，女儿可能会理解妈妈在你成长中对你所做的一切指导与约束，一切激励与鼓动。

假如这本书能使女儿更加珍惜自己的今天，更有信心经营自己的明天，更加努力地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那我就非常欣慰了。

漂离我成长的小城

上小学时，我们的成绩单只是一张小小的、画着格子的牛皮纸，那各行格子里便填写着学生本学期所有的考试成绩。每有满分时，学校都会用红色墨水填上一个醒目的"100"。我的成绩单上便显示着无数个红色的"100"，尤其数学成绩，竟然是清一色的红"100"。然而我此生却并没有按照预想顺利地升中学、进大学，而是走进了另外一种红色中……

一九六八年底的一天，宁夏固原县的影剧院里人头攒动，红色的"宝书"挥动成一片，红色的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这便是全县知识青年与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动员大会的会场。我作为知青代表在大会上表了决心。尽管下乡插队不是我的初衷，但我的发言依然是那样真诚，那样满怀豪情，以至于在感动听众的同时把自己也感动了。与此同时，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数千万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大迁徙运动已经隆重地拉开了序幕。

伴随着广播里播送我发言稿的回荡声，我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把户口从县城迁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杨郎公社。谁也不会想到，以后我为了将这一张薄薄的纸从乡下再迁回县城，却几乎流干了眼泪。十七年后，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规定我们下乡插队的时间可以被计算为工龄。固原档案馆开出的证明上显示我迁走户口的那天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而凑巧的是，"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恰是一个被忌讳的，不吉利的数字）。

办理了粮户关系后，我又裹紧围巾，将双手笼在袖筒里，冒着严冬的寒风瑟瑟地穿行在东街西巷中，分别与我的密友们叙谈告别。那些天，我看见南河滩大桥头的副食店门口，天天有人顶着清晨的寒风排队买豆腐，元旦的气象已经悄然来临。我想：他们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地住在这个县城里，而我家的户口本和粮本上却从此没有我这个人了，今年元旦我家也领不到我的那一斤豆腐票和半斤肉票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禁游荡着一丝不祥的感觉，似乎我要离开的不仅仅是固原县城，而是整个世界。但很快我就在心里一笑，笑自己是庸人自扰。

此时，我的儿时小伙伴彭映霞和我的好友李璐姗已经先期到达了固原县红河公社。据彭映霞说，她们去的当晚便将居住在窑洞内的几十只野鸽子尽数捕获，并连夜"屠杀"喷煮了，六个知青围着锅饱餐了一顿，这无疑给我们的插队运动抹了一笔浪漫的色彩。

我启程的日子也终于来了。没有热烈隆重的欢送场面，没有记者的闪光灯，只有弟妹们的泪眼送我提着一个黄挎包，背着一个被子卷儿出了门。那黄挎包的翻盖上用红油漆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七个毛体字，从此我便挎着它开始了我的另一种长征。

我不记得是几点钟出发的，只记得在分布着零散的星星的夜空下，我和我的一个同伴半躺半坐在前来接应的毛驴车上。我背靠着自己的铺盖卷，蜷缩着腿，身上盖着一件散发着羊膻味儿的光板子老羊皮大衣。这件皮大衣是从赶车人身上脱下来的，而赶车人此时只穿着一件破棉袄。

在不停晃动颠簸着的毛驴车上，觉是不能睡的，夜幕下也看不见赶车人脸上的表情，只看见他的烟锅头上有一星亮光在一闪一闪地。我想与赶车人攀谈几句，借以了解队里的生产情况和革命形势。但赶车人似乎并不健谈，我问两句他答一句，于是只好在沉默中听凭毛驴车载着我们慢悠悠地向前方走去。

小毛驴蹄子上的铁掌敲击在石沙铺成的路上，发出不很清脆的蹄声，但在我们这半大孩子的绚丽梦想中，它显然是美妙的音乐。驴蹄声中，天上的星星闪烁着，我们在梦想中向前方行进着。身后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战场，我们刚从那个阵地上撤下来，身上的征尘尚未抖落，而前方--我将要落户的那个荒僻农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呢？

驴蹄声中，慢悠悠的毛驴车就像一块舢舨，它载着我漂离了我成长的小城，也载着我的革命梦想慢悠悠地向那可知又不可知的远处漂移着……从那一刻起，我便脱离了我原来的生活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