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去世了。唐先生以“口述史大家”享誉史坛，其代表作如《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和《李宗仁回忆录》等，着实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口述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在史学界，他的“历史三峡观”，以长江三峡作比喻，被人称作是他的“读史的心得”和“阅世的总结”，流传甚广。

“历史三峡观”是唐德刚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生态转型的一种历史判断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观”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他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唐先生将这一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惊涛骇浪的大转型”，“名之曰‘历史三峡’”。

此观的提出、传播，催生出诸如“历史仍在三峡中”等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社会发展实际不相符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观念。这不仅影响到人们能否科学评价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到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来评价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实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历史三峡观”较之“历史衰败论”和“英雄史观”，有可肯定之处

从表象上看，“历史三峡观”具有如下积极意义和合理成分:

其一，它认为历史是在“定型——转型——定型”中变迁的。唐先生说:“我们有个2000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200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他虽然不能准确地知道“新的定型”，但认为“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

其二，它认为历史发展是艰难曲折的，如“三峡”般左右长江水的流速、流量和流向，“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就。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其三，它认同历史发展大势，对于历史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政治社会史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政治形态由封建专制，历经沧桑而终究会走向“民主政治”。

总之，“历史三峡观”的这些认识，构成其“合理内核”，较之“历史衰败论”和“英雄史观”，是应当给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