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而做学问”

钱(学森)老去世后，他生前关于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再次引起舆论的关注，钱老认为现在“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那么，所谓封建思想的影响是指什么？我们不妨从明清之际(差不多也是欧洲近代科学兴起的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反应来看这个问题，并从中窥测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

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一批心无旁骛的专业人士和激励创造性工作的组织系统。西语“职业”(Vocation，德文Bruft)本义是召唤，似不同于受过特殊训练或教育的profession，更意味着一种由天赋引起的工作，因此也就具有了天职的意思。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科学的职业化意味着把洞悉自然奥秘的科学当作一项为世界“祛魅”的事业。欧洲近代以来，这种职业化为许多人提供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社会承认，谋求经济效益的好处。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原本属于个体性质的科学研究成为专业共同体的活动了。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就出现了推崇柏拉图主义的“学社”(Academy，或译学园、科学院)，并伴有经常性的学术聚会。事实上，当时对科学(也许不包括医学)的主要贡献都是在大学以外的地方作出的，科学社团(学社)既为专业人士交流科学信息和成就提供了场所，也为其创造才能的社会应用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正是近代科学兴起的摇篮，它们促使“科学家”(scientist)这一社会角色出现了；而此前的哲学家、技师和工匠因为未能保持持续的科学兴趣，便算不上职业化的科学家。

再来看中国的情景。那时恰逢明清之际，也是中国知识界最痛苦也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晚明内外交困的深刻社会和文化危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他们纷纷建言反对空谈性命，提倡学问经世致用。但用什么来“经世”？如何去“致用”？他们并没有找到新的法宝，而只是认定有用之学必当谋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建立东林书院，这个书院后来因为东林党事件名声大振。先后属于东林集团的人士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其中进士出身的就有八成以上)，他们饱读诗书，内容既包括实践躬行的道德哲学，也包括天文历算、军事、农学等具体科学，并奉行共同的济世目标，即“进则行其道于天下，退则明其道于此”(《东林书院志》卷十六)。这批人士在政治上主张整饬吏治，抑挫豪强，并意欲在经济、军事等事功方面有所作为。

东林师友因抨击朝政，要求改革而遭排挤之后，也没有放逸山林，而是把学问与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高子遗书》卷八)“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顾宪成传》)无论自觉与否，这个学术团体已经具有了政治反对派性质。

东林人士强调“讲”(讲学)“习”(实践)结合，学以致用，他们针对空疏学风，大谈知行关系，“讲学者，明乎圣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为吾也。夫吾之所以为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余，行之终生而不足者。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于圣人之言多觌而失之矣。此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高子遗书》卷一)东林之被称为“党”，实乃“小人者加之名目”的构陷之称(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值得注意的是，“党”字有朋类、偏私之义，多含贬义，所以有“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云云)，但也的确不能排除“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的动机。明末会党(还有如复社)“一堂师友，冷雨热血，洗涤乾坤”，视天下安危为己任，其社会压力和政治抱负都是异常沉重的，他们也重视实务知识，但毕竟与欧洲科学社团的追求不可同语。

明清之际激进思想家把理学堕落视为明祚衰亡的祸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学界因此而传出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颜元)的呼唤，提出了“以至文胜无识之虚文，以实学胜无益之博学”(方中通)的要求。无论天文地理，河漕山岳，还是治政军务，风俗制度均应为“儒者之能事”，所谓“实学”，最基本的就是可以致用，“先致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高攀龙:《东林书院志》卷四)这样一来，“其结果必然以实用性来判断知识”([美] 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当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非常重视经验实录，且于科学技艺“熟究”之，但他们并没有以科学为志业，“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求收将来的效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

好一个“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

重要的是，科学共同体并非代表某种政治意愿的“压力集团”，而通常伴随着共同体“职业上的承认”。中国知识界一如既往以国家社稷为根本大业。即便如晚明最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一生积极引进西学，力主张军工火器“尽用西术”，晚年主持农政、军事，大声疾呼“富国必以正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书》)，不辞劳苦奔走于兴水利、修边防，“至于农事尤为用心”，以为“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是一个典型的务实派。但“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善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其而趋集于生计问题。”(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三》)他们所关注的，还是国计民生的应用政治学。“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

易代之变，学人执著于“求王治、续道统”，而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复明势力，对知识界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压制政策。顺治明令禁止组织集会和书院，并进一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又借“奏销案”、“科场案”严厉打击江南士人，颁布了广泛的文化禁令，取缔书坊，“纠众结社”可以成为一条很严重的罪名，从事社团活动的学术环境更加险恶了，少数如顾炎武等参与的“惊隐诗社”，黄宗羲、万斯大、斯同兄弟领导的“讲经会”勉强维持了一些年。本来就没有像样的科学组织，那时就更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