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读史评论看“出主意,用干部”
2009年11月30日 10:13《党的文献》 】 【打印共有评论0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行以法家之术为主的积极进取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汉宣帝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由此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57年6月他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鲜明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

再说“用干部”。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方略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到“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过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主意后,用赞成者、不赞成者、模棱两可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很不一样。

刘备集团用关羽驻守荆州,就是一个教训。

诸葛亮为关羽定的方针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但关羽无论是在性格气度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不足以担此大任。他好意气用事,一会儿吵着要入川同马超比试武艺,一会儿又不愿同“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上将”。在内部闹闹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把这种狭隘意识用在对待孙吴集团的态度上面。孙权派人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此举很吻合联吴抗曹方针,关羽却破口大骂:“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胁要斩杀来使。如此不顾大局,怎能不促使孙刘联盟瓦解,失守荆州?对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说道: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误,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荆州这个根据地。还说: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用关羽守荆州是一个失误。但总体上,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1960年12月同薄一波谈话时还称道刘备入川时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北方人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以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以及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等。

在用干部的问题上,同一个人也常有前贤后昏的变化。一时英武有成的南朝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类典型。关于梁武帝,毛泽东读《南史》曾引唐朝罗隐的诗句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早期的梁武帝,政治头脑清楚,目标明确,也颇知军机,故帐下韦睿、曹景宗、陈庆之一班英才辈出。但其晚年却败得一塌糊涂,竟饿死于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肠来施行领导行为,对亲贵大臣的种种不法恶行放纵宽容。其死前五年,大臣贺琛上书,希望梁武帝整肃那些作威作福的权臣贵族。梁武帝却一一驳斥贺琛的劝谏,说自己一向痛恨昏聩,事事小心,还指责贺琛不应该同那些权臣贵族过不去。毛泽东在这些记载文句旁逐一圈点,批注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专听”、“独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乱。梁武帝由盛而衰,根本上是不再有远大的进取目标,从“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势所必然。

唐明皇初登大位,于乱局之中澄清吏治,赏罚分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一班贤相,造就开元盛世。晚年却内由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当道,外纵边将安禄山、史思明骄横,终酿成安史之乱。所以毛泽东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并非“良佐”们不再有价值,而是领导者不再有胸怀,或者说胸怀变了,目标变了,主意变了。依然是毛泽东说的:“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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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晋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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