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此举措，我们更愿意视之为一种提醒:别忘记，清华还有更丰富的传统。为阐扬那些不仅对清华大学弥足珍贵，更值得当下学界引以为镜鉴的传统，本刊特约请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撰文。

正如余英时教授在他的贺信中所说，老的清华国学院是1929年结束的，而时隔80年后，它又从劫灰中“浴火重生”了。

的确，历史的断档耐人寻味。清华国学院从1925年成立到1928年解散，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过短短4年。我想，当时的人们恐怕并未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投票赞成解散了。然而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那些前辈，以此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

清华国学院的重振，肯定和近来国学广受欢迎的宏观环境有关。如果国学在前一个多世纪的衰落，是跟国步艰难连在一起，那么，一旦我们的国运正在和平崛起，国学的再度兴旺自然是可以期待的。可无论如何，国学不应只出现在电视中，也应走进学理研讨班，不仅可以具有娱乐性，更要显示出严肃性，不仅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更应显示出学术品格。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华做出今天的举措，可以说正是时候！事实上，在本校恢复国学院之前，已有几所兄弟院校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们或着手整理基本典籍，或普及基本知识，或从某一侧面展开探究，都在为国学发展尽一份力。这种局面自然也刺激了清华去回想自己那段最为辉煌的历史和传统。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在从头做起。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必须看到，初建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传统文化虽已遭到重创，但它的文脉还没有断裂，还有很多念书人谙熟经典，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正因为这样，只怕当时无论办什么研究院，都没有办国学研究院方便，只要大纛一立，各方的才俊都会来带艺投师。而现在，财力物力虽非昔日可比，各类学科也早已形成规模，却偏偏只有国学这一行，已经面临着中断失传的危险。

此外，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成立，由此自然要为了凝聚师资，而承担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而现在，清华大学早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基于这种考虑，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与此同时，随着本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确实应该逐渐建立具有这种水准的研究机构，来使自己的学术文化保有旺盛的创造力。

但我们确实又是在恢复和重建。国学院的前贤们，留下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自由的学术精神，举国的学术界都在承继它，我们自己又岂敢自外于它？

听到过很多议论，说清华国学院不过是一种神话。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只要不对“神话”做太过狭隘的理解。当然也不能否认，“神话”一语确实包含一个义项，即幻想与不真实，常用于批评和贬义的评价，使人只要一听到“神话”，就觉得这是一种人为的拔高，是子虚乌有，是荒诞不经。不过，如果你细读有关神话学的论著，你或许会转而想到，其实神话本身是人类思维中最古老、最正常的方式之一。一个人总会有一个玫瑰色的幼年，总爱叙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早年故事。那正好证明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即便过去不是实然如此，将来也当应然如此！或者说，神话这种思维方式喻指着，就算过去没有做到，未来也必将做到！就此而论，其实只有享有神话的人，才会有心力去建构光明的未来。有意思的是，我刚从北大中文系那边调来，而那个学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特别是在孩子们心中，肯定也属于另一种神话，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不妨坦荡承认下来:清华国学院确实就是一个神话。稍稍回顾一下，一个只存在过短短4年的教育机构，竟能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样的老师，并能培养出像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陆侃如、朱芳圃、戴家祥、王力、姜亮夫与罗根泽这样的学生，恐怕随便你放眼宇内，再没有哪个学府可以做到了吧？甚至，即使像哈佛那样得天独厚的学府，让它只在4年内招收70个学生，也难以保证就能培养出多达40个以上的知名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承认清华国学院是个神话，那也一点都不过分。再者说，无论是外乱还是内耗，这个曾像流星那般一耀而过的学院，以及其导师陈寅恪为其导师王国维所写的、如今已是残损斑驳的碑文，都一直在激励着后学们坚持求索，保持操守，守护文化，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神话吗？

进一步说，面对这个神话，更加需要深思和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当时那些人，他们占有了怎样的契机与条件，才足以创造出这种神话？限于篇幅，在这里只特别指出一条，那就是清华国学院的独特教育模式。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你会发现，清华大学那时还没有建立，而这就反讽地意味着，所有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当年的国学院都还未曾经历。由此，沿着原有的文明惯性，它虽名叫“清华学校研究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具有古风的师生关系。这样一种类乎书院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独特师承关系，跟现代学院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绝对是迥然有别的。比如，当时梁启超就常跟学生做无所不至的竟夕之谈，并且每每站在书案前信笔挥毫，为他们写下砥砺学风的话语。在那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以授，彼此都如沐春风之中，共同涵泳着中国文化。这样的教学和求学经验，曾是以往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跟现代学术体制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我们可否再做一点畅想，想到也许清华国学院正是有意无意间，用了一种最适宜传授中国文化的方式来传授中国文化，这才导致了它的高度培养命中率。想到这一层，或许类似的奇迹就未必不会再现，因为只要真能去身体力行，也就有可能去再造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