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与学术间游刃有余

王汎森回忆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台大历史系老辈凋零，一般学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学问的深浅。他记得李济先生最后一次在台大演讲，系里还得要拉人去听。逯耀东先生教近三百年学术史，王汎森很少听课，有一次交完期末考卷出来，逯耀东尾随出来说:“你就是王汎森！”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原来他看过王汎森的学习报告，但没有见过王汎森来上课。

王汎森在大学时代遍读钱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书楼听讲，却不大听得懂钱先生的口音，有些事倒是印象深刻:“当时南美有一位总统访问台湾地区，三军仪队及乐队在机场欢迎他。钱先生认为现代人这种仪式不合古人之道，说是带一群狼狗去欢迎人家─因为仪队是带枪的。那时钱先生还抱怨现代人出国要办护照，他说孔子周游列国时都不用带护照。”

王汎森说读书时经常到台大文学院图书馆借书，让他感到兴趣、认为可以解答心中对现实及文化问题困惑的书，打开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书”的印记，那是殷海光逝世之后捐给台大的藏书。虽然没有机会亲炙殷海光，但是“图书馆的大量藏书给我开了一扇窗，那里有一个世界比我所处的世界要宽。那时台大学生在课内所学的远远没有课外学得多，风气很自由。党外杂志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年青人受到影响，渐渐挣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台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王汎森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史语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称，曾经孕育了许多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开玩笑说，如果碰到一个学术问题，在走廊上问，问第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问到第二个、第三个，一定会有人知道。

当年留学美国是台湾的风潮，王汎森在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之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指导老师是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生最为难忘的读书生涯，在余英时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进入了新的境界。

从普林斯顿学成后回到史语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认为台湾史学界的新星，成为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之间游刃有余。

激烈竞争剥夺了学者的时间

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室，显眼处便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书法作品。谈到史语所早期的发展，王汎森说史语所人才济济:“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们以全部学养支持一种学问。他们在各种文化里受过陶冶，以众部支一部，这样才能显出精彩。我刚进史语所时，九十岁才是老一辈，七八十岁是中年一辈，四五十岁是少年，而二三十岁是幼稚园。每次去参加所里的讲论会都很紧张，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么都知道。那时‘中央研究院’比较简单，有个同事在报纸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结果收到吴大猷院长一张纸条约他见面。吴院长一见到他就说:你是某某某，你写的文章太幼稚了。”

谈到华人世界中无数学人最好的光阴浪费在运动里，王汎森不无感慨:“时间最重要。光有研究经费不够，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研究水平才可以提升。我觉得亚洲的学术界，都在僵硬的指标下激烈竞争而剥夺了学者的时间。而且太多审查、评鉴，以为学问是可以从此刻预测的，这里面不留下一点雅量和空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环顾学术界的现状，王汎森谈到他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主体性。“譬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本社会科学的教科书，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古人的名字，但是在西方，你看哈贝马斯的著作，一定是从亚里士多德谈下来，充分撷取相关的资源。这个情形将来应该有所改变，不能只拿人家的眼光看自己。我极不赞成夜郎自大，很多话我不愿多说，是怕给懒惰的人‘如虎添翼’。但我坚持认为不但要充分学习西方，还必须以自己为主体。”

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湾大学门口的小馆共进晚餐，所谈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师辈。最后的话题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王汎森认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经常参加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当时英国很多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伯林发现小说家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伯林发现用“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伯林写成了《刺猬与狐狸》的小书，立刻传诵千里。这一番议论，在我看来，正是王汎森多年实践悟出的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