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郑重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政策的提出及实施，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史为鉴，认真研究这一政策，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现将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一边倒”政策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关于“一边倒”的选择成因

近年来，随着对“一边倒”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于“一边倒”的选择成因提出了新的见解。按照内外因素的划分，可以把这些见解归结为三个不同层面，分别以国际格局和美苏的对华政策，同美苏意识形态的亲疏与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共自身的革命逻辑和判断所产生的影响为着眼点，对“一边倒”的选择成因展开分析。

1．国际格局和美苏的对华政策产生的影响。

国际格局和美苏的对华政策作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在中共作出“一边倒”政策的选择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学者都是从这两个视角进入展开分析的。

有学者就提出，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角度入手分析“一边倒”的形成，认为当时的国际关系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以及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两条线索。在这种新格局下，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边倒”方针正是上述国际关系共同作用下的产物。①有人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新中国诞生之时，正是东西方冷战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美苏两国都不可能允许新中国在它们之间采取某种较为平衡的政策，新中国要保持中立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两大阵营中作出抉择，也就是选择“一边倒”。②

美苏的对华政策与“一边倒”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所在。同美苏两强相比，中共处于弱势地位，回旋余地相对有限，因此美苏的对华政策无疑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会确定一个怎样的对外政策有重大影响。

战后初期，美国曾一度在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学者就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来说明新中国选择“一边倒”政策原因的。有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扶蒋压共、扶蒋反共到与蒋拉开距离但继续反共和“防止中共成为苏联附庸”的过程，正是美国的这种反华政策逐渐升级，才迫使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③也有学者提出，美国出于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曾一度积极调处国共矛盾。但其所谓“大国”的实质是反苏反共之“屏障”，所扶核心只能是国民党。面对国民党被“推翻”的现实，美虽推出“灵活”政策，寻求与中共建立某种“承认”关系的可能，但又始终不愿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终将中共推向与苏结盟的“一边倒”轨道。④还有人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以遏制前苏联为基点的，该政策总体上是以扶蒋反共为核心，这种看法导致美国与新中国关系的好坏不是因为新中国怎么样，而是取决于美国与前苏联的关系怎么样。由于美苏关系日益恶化，就决定了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日益恶化，也直接影响到中共作出“一边倒”的决策。⑤有的学者则非常强调美国对华政策所起的作用，把美国的对华政策看作是“一边倒”形成的依据，认为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一边倒”思想形成的起因，而美国的封锁禁运使“一边倒”政策得到强化。⑥

也有学者是从前苏联的对华政策方面进行论述的。有人提出，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前苏联的暧昧态度也发生了转变。1949年5月30日，罗申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前苏联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加深了两党的彼此了解，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形成具有开拓意义。⑦李妍认为，中国选择前苏联与前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因素有关，她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前苏联一度对中共的政策弹性很大，表现非常犹豫。1948年毛泽东提出去莫斯科商谈中苏问题，斯大林不同意，他决定派米高扬来西柏坡，而不希望毛泽东亲自去前苏联，他认为毛泽东还处于“游击队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一国领袖。这些因素都影响着中共的决策行为。⑧陈再生、覃帖珊则明确提出斯大林本人当时仍对中共是否会走上南斯拉夫式的道路心存疑虑，这就凸显了中共及时表明对外政治立场的重要性，促成了“一边倒”的选择。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