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的天空阳光灿烂，忽然一个阴影开始遮蔽阳光，天空渐渐暗淡，太阳完全没入阴影，天上现出点点星星，大地一片昏暗。毫无准备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灾难，有人以为末日来临，惊恐得匍匐在地；有人以为天降处罚，跪地求饶；有人不知所措，号呼奔走；有人举火照明，有人鸣锣击鼓；连鸡犬也不得安宁。没过多久，天色渐明，太阳重现，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人们悲极而喜，纷纷叩谢上苍的庇佑，也有人依然忧心忡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天降奇祸。

这是古人描述的日食发生后的情景。在人类对日食的原理还不了解时，也不可能对日食的发生作出预测预报，出现这样的情况毫不奇怪。尽管日食是一种正常的天象，但每次能观察到日全食的地方不过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只占地球面积很少的一部分，并且那些地方未必有人居住，观察时还会受到时间和气候的影响。所以，一个人一生中能看到日全食的机会并不多，不可能积累多少直接的经验。即使以往见过，或者听长者说过，一旦日全食真的出现，还是免不了会产生恐惧。

奇特的日全食更会引起震惊。在中国史书《竹书纪年》中就记载着这样一项重大事件:“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懿王元年，在郑这个天上，早上天亮了两次。）

这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却千真万确，并且已经得到科学的验证。1997年3月9日在新疆观察到了一次类似的日全食:早上日出前，天已大亮，这时日全食发生了，天空重新变得黑暗，星星闪烁，然后第二次天亮。有了这样的实证，科学家断言，“天再旦”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28分，今陕西华县（当时的郑）一带可见到此次日全食，于是当地人产生天亮了两次的错觉。这无疑是从未见过的“灾异”，值得载入历史。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是国家、部族、家族以至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人们还不具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时，只能尽力观察自然的变化，包括天象、星象的演变，以便作出解释或判断。

相传尧已经设立“掌天地四时”的专职天文官，负责观察天象，由四个人分别驻在东西南北四个地方，通过观测太阳和星宿来推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的具体日期，以利农事。《尚书·胤征》记载:夏王仲康时（约公元前205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日食，由于天文官羲、和二氏沉湎酒色，疏于观测，居然没有及时作出预报，以致引起全国震恐。

尽管这些传说还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证实，但到春秋时期，史官已对日食作了完整的记录。

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二年间，发生了三十六次日食，每次都有年月日的记载。照理说，日食不会像其他自然灾害那样给人类带来直接损害，既然有了预报，大可不必再惊慌，为什么还会被视为不祥，当作灾呢？

这是因为，中国古人一直有一种“天人感应”的观念。这种观念将天上的日月星辰都与人事相对，太阳自然是与国君相应，所以太阳中若出现黑子，就说明国君有错误，应该好好反省；而太阳居然被黑暗所遮蔽，这说明国君肯定有更大的罪过，所以上天才要发出警告，或者预示着惩罚的降临。

对于春秋期间的日食，《史记·天官书》解释为:“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霸）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霸）。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

《汉书·天文志》讲得更加具体:“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三十六次日食居然会对应三十六位国君被杀，而且从此天下大乱。《汉书·五行志》已将日食列为灾异，具体记载了西汉两百一十二年间的五十二次日食。

其实天文官和史官心里都明白，并非每次日食都能找到对应的灾害，即使勉强能与某次灾害挂上钩，也不存在严格的时间、地点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结论呢？一方面当然是敬畏天命。天威不可测，即使不明白也不能不重视。另一方面，包括天文官在内的臣民都明白，国君再昏庸无道，再骄横残暴，对老天爷还是怕的。所以像日食、月食、异常星象、地震这类灾异发生后，正是向国君进谏的好机会。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日食后该增加德行，月食后该减少刑罚，异常星象后应该讲究和谐）。国君照例要换上素服，停止娱乐活动，降低膳食标准，临时住在偏房中闭门思过，甚至还要下罪己诏，广泛征求臣民的批评建议，采取赦免罪犯，减轻赋税等具体措施以示悔改的诚意。

就这一点而言，日食对中国古代社会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在今天，日食现象已经为科学理论所完全解释清楚， 稍具科学素养者都不会相信“天人感应”论，它作为一个小小的历史话题，已经留存在故纸堆中，供少部分好古者翻检、猎奇。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