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英雄拿破仑

本文摘自《突击》杂志 原标题：从米特里达提斯战争谈罗马人共和时期的军事优势 作者：王钻忠

将领的个性是必不可少的，他就是头脑，他也就是全军。高卢人不是为罗马人所征服，而是为恺撒所征服的。使罗马感到战栗的并不是迦太基的军队，而是汉尼拔。侵入印度的不是马其顿的方阵，而是亚历山大。到达威塞河和洇河的不是法兰西的军队，而是屠云尼。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面对着欧洲三大强国而能自保者，这不应归功于普鲁士的军人，而应归功于非特烈大帝。

——拿破仑

虽然拿破仑说这句话的时候掩饰不了对自己的褒奖和赞美（因为他本人就是统帅）。任何人，在说话做事的时候，在潜意识里都会忽略和遮掩自己的缺点和过失，拿破仑也不例外，所有关于著名人物的自传，作者本人都会对自己“宽容”，而如果他的经历由他的后人写出，则更是少不了褒奖之辞。

有百科全书之称的恩格斯在评价统帅在战争中的作用时，反对片面夸大军事统帅的作用，他指出，著名统帅的活动，首先是由不依其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前提决定的。因此，他们的作用就在于，找到并善于使用军队由客观历史发展所创立的进行战斗的新的方法，最有效的利用军事技术手段，利用由社会制度变革影响在军队编成和战斗素质方面发生的变化。个人认为恩格斯的说法要比拿破仑的说法更为合理。

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分析历史的时候，他这样看待问题，他首次将历史时间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每个时间对应不同性质的研究对像。地理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缓慢，它涉及的主要是人类活动背景的环境；个人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快，几乎是转瞬即逝，它所体现的是个人规模的事情。可以说，传统史学就是在这一层面中展开的。介于这两种时间之间的是社会时间，它的变化节奏较地理时间快得多，但是又较个人时间慢得多，它所对应的是群体和集团的历史，也就是社会史。三种时间中，地理时间变化缓慢，可视为历史研究中的常量，而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则是历史研究中的变量，对历史研究意义非常。而个人时间，布罗代尔认为是表面化的和肤浅的。在他看来，只有社会时间才是最能反映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的深层意义，才是他最看重的一个层面。这种分析历史事物的经验其实也可运用到很多很多方面，包括兵法，甚至日常生活。

关于影响战争的因素，孙子兵法在第一章中这样谈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对于同样的问题，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则这样谈到：我们可以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适当地区分为以下几类：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字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精神素质及其作用所引起的一切属于第一类；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等属于第二类；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是有计算价值的)属于第三类；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属于第四类；最后，一切补给手段等属于第五类。

对比一下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所列出的战略要素，我们可以发现是基本相同的。克劳塞维茨认为如果根据这些要素来分析战略，将迷失研究的道路，因为这些要素是互相关联，而且错综复杂的，如果逐一的对这些要素进行分析，自然要迷失道路。但是，我们知道，拥有贤明君主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拥有优秀将领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能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军令纪律严明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兵力强大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士卒训练有素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赏罚分明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所以，孙子说，考察了这些要素后，我就能大概的判断胜负了。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战略要素，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依照布罗代尔的方法把这些因素分为三类。在衡量双方力量的诸多战略因素中，有大部分因素不是统帅靠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它们受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例如民众的尚武精神，军队的编制与纪律以及训练，等等。尽管它们时时刻刻在改变，但是它们对战争的影响在短期内可以认为是不变的，在力量对比中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常量。当然，有一部分因素是统帅所能改变的，如行军的路线与方向，驻扎的地形，后勤补给线的选择，等等；最后还有一小部分因素，它们属于不可预测地那种，例如天气，意外事故，等等，属于偶然因素。如果取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军队的力量为一个常量加一个变量加一个不确定量。

战争是双方军队力量的较量，双方的力量随着统帅的指挥调度的不同而起着不同的变化。高明的统帅，他能使统帅所能改变的一切因素向更强的方向发展；并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利用战略上的机动，用我军最小的牺牲来换取敌人最大的削弱，而且保证我军能够击败彼军的情况下才展开最后的会战，并在依据当时的种种的条件下，利用战术上的部署使我军的战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此达到以少击众，以弱制强的战争目的。

如果我们不断增大常量占整个力量中的比重，那么力量就越能够保持稳定与强大。罗马是个由小城邦成长起来的强大的帝国。我们发现罗马的绝大多数将领都不是职业军人，他们从政的经验往往多于从军的经验，像把5万人葬送给汉尼拔的法罗这样的人都可以当选为军队的统帅，还有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当选为军队的统帅呢？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这支由大量非职业军人所统帅的军队，征服了它邻近的几乎所有强敌，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往往能保持很高水平并且能够保持稳定，是因为这支军队有强烈的尚武精神，严明的纪律，先进的武器，良好的训练，严格的奖赏制度，以及强大的动员能力，等等等等，而这些战略因素则是罗马军队的固有属性，在一个统帅领导军团之前，它就已经具备了这些优秀的属性，这些属性几乎不因为统帅军团的将领而改变，属于力量中的常量。也就是说，罗马军团的力量因素中拥有非常大的常量，这让它保持了非常高的战斗力并且维持稳定，正是这种在罗马文化所发展出来的使军队的力量具备很高的常量这一优良传统，使他们不是过分的依赖高明的统帅，不是幸运的依赖偶然性因素，保证了罗马军队强大的军事优势。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从两个各盛有100个球的盒子中拿球出来比较大小，甲盒子中球上标的数字的大小范围为60~160。乙盒子中球上标的数字范围为80~180，那么显然，从乙中拿出的球上的数字比从甲中拿出的球的数字大的几率要大一些。换成军事上的，就是取胜的希望要大一些，因为军事上追求的都是可能的结果，而非必然的结果。

没有优秀的统帅，以少胜多恐怕就不多见了，以弱胜强就会是凤毛麟角了。杰出的统帅，不仅善于改善这些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料虚实，出奇兵，造就一种敌弱我强的形势，胜“已败之敌”。

用孙子的话说：“若决积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看了上面的文字，我们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要先富国，后才能强兵

为什么那些弱小的国家很少有打胜仗的将军出现，如果一个国家名将辈出，那么他的国力一定不弱

为什么最后的胜利者往往是国力上的强者，而非拥有优秀统帅的一方

因为统帅的作用是使他所能改变的力量因素发挥到最大，而对于其他力量因素则无可奈何，即使拿破仑指挥伊拉克军队，在美军面前，也不过是让伊拉克坚持得更久一些。除非拿破仑能有时间和机会改变伊拉克的第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