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从1957年开始，共和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风雨--“反右”、“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一盘棋的形势下，中国科学院自然无法幸免。为了保护科学家、保证科研秩序正常有序，以张劲夫为首的中科院党组采取各种策略对科学家进行保护。在之后的调整时期，中科院出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被称作“科学宪法”的科技政策“科学十四条”，它的贯彻落实使科学院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应运而生。

凤凰卫视11月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回顾共和国60年的历程，1957年是个显著的拐点，此前的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党和政府提提意见，于是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从和风细雨到大鸣大放，新闻界也跟着推波助澜。可是当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尖锐的时候，5月毛泽东写了一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对批评者的立场提出了强烈质疑。于是，一场从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的运动就此开始，在全国一盘棋的局势下，中国科学院自然无法幸免。

解说:1957年6月，在甘肃省的祁连山麓，38岁的施雅风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冰川，然而两个月后，当他满怀喜悦地回到北京，准备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正在降临中国科学院。在施雅风任职的生物学地学部，地理学家罗开富，成为“右派”分子的命运，似乎已无悬念。

施雅风（中国科学院院士）:这罗开富其实想法也很简单，所谓屁股平等论，就是关于领导干部坐的椅子，和一般人坐的椅子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事情有点屁股不平等了。那么这个事情，我回到家里，（生物学地学部）已经要把罗开富定成“右派”了。

解说:1957年7月6日，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文章，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科学界的五位泰斗。此前在民盟中央的一次小组会上，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伟长、生物学家童第周、经济学家千家驹，针对当时的科学体制提出了一些书面意见，要求保护科学家，争取科学研究的自由等。在署名文章里，这些意见统统被指责为向党夺取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这篇文章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张劲夫（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我说毛主席，我今天来请示你，你让我到科学院去，任务就是要向科学进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是啊是啊。但是我说，中国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科学进军主要靠科学家、科学人员，现在科学家很少，我说因此我的意见，在“反右”斗争中要保护科学家。

吴明瑜（中国科学院原张劲夫秘书）:劲夫同志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反右”那么一种声势下面，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说你胆子很大，你来提出这个问题，说好吧，你找小平同志去商量，小平同志管“反右”斗争嘛。小平就要中国科学院党组，说你们代中央起草个文件。

解说:回到科学院，张劲夫找来他信赖的笔杆子院副秘书长杜润生，共同起草了一份特别的报告。

吴明瑜:第一条划了一条线，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这一条杠杠就保护了大批大批的优秀人才，有些著名的科学家，像华罗庚他们这些人，有的可以，叫做谈而不斗，或者谈而不批，创造很多的新词汇。就跟他谈谈话，领导人跟他谈谈话，动员他自己认识自己有错误的地方，不要开批判会，不要开斗争会，保护下来。

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差不多一百几十位高级科学家，没有一个打“右派”的。

胡亚东（原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张劲夫在这方面起了很多作用，大家美谈很多，你比如说像童第周、华罗庚，是那六教授里面的，其他全，高教部的钱伟长、曾昭抡，什么黄药眠都划了，科学院的没划。

解说:然而“反右”斗争的风潮尚未平息，全民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便接踵而至。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吹响了全民跃进的号角，2月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主持召开了研究所所长会议，号召大家打破常规，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

薛攀皋（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术秘书）:从5月开始就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了，首先是分学部开跃进大会，跃进大会是采取打擂台的方式，所谓打擂台就是我上去发言，我要怎么干怎么干，那么我点明哪一个所，你们所要怎么样，那那个所就上台去应战，就采取这种打擂台的形式。

解说:1958年6月，科学院举行了摩拳擦掌的跃进誓师会，仅仅一个月后，43个研究所便向院机关党代会，献上了972项科研成果，其中有102项宣称，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