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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是人们关于时代的鲜亮记忆，这歌声唱出了作为一名工人的自豪和骄傲。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歌声在今天正逐渐消逝；而“工人”这一角色，在当代人的心目中似乎也已散淡、模糊。总体上，工人社会地位的下滑，是严峻的事实。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发展现代制造业的进程中，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工人阶级依旧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也是无庸置疑的。工人的职业自豪感，需要重树。

“咱们工人老大哥”

记者采访多位退休工人，在他们关于工人的记忆中，有着浓重的自豪感。

家住上海虹口区曲阳社区的朱泽荣是上海一家物流公司的退休职工。他回忆说，1977年，他是一名卡车司机，当时工厂发的蓝色工作服，工人们上班都舍不得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工人有地位，工作服是工人的形象标志。开车、修车时，工人们担心工作服被弄脏、弄破，于是都把衣服脱下来，留着下班后逛街时穿，而路人往往投来羡慕的目光。

今年87岁的邵森是上世纪50年代上海纺织系统知名的劳模。1952年，作为工人的先进代表之一，他从棚户区搬进了位于普陀区的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一村。“那时候，新村大门两旁、天井里都种满了花，铺的是石子路。搬进来那天，我们戴着大红花，站在解放牌卡车上，前面有一辆小车开道，车上有人敲锣打鼓。走进家里一看，雪白的墙，碧绿的窗，暗红的地板，墙上都舍不得钉钉子挂东西。邀请亲戚、朋友过来玩，感觉特别有面子。”

“国家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时候拿钱给我们盖房子，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啊”。邵森形容当时工人的状态说，一是拼命干，不知道累，加班也从来不要加班费，二是有很强的主人翁感觉，总是在想“咱们工人老大哥”。

邵森还提到，当年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往往比企业领导还高。“60年代的时候，我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下属的被服厂担任‘划样工’，月工资是80元出头，而我们厂长、车间主任每月的工资也只有60元钱”。

“那时候，厂里和国家对我们工人就想对待宝贝一样，每次加工资，都是先给工人加，而且工人加得还比企业领导多”。邵森说。

“原来节目中没有工人的”

张立中刚从上海巴士集团退休。退休前，他曾担任过单位的工会主席。有一次，他看到了上海本地电视台一档男女“速配”的电视节目——《相约星期六》。单位里有很多大龄青年找不到对象，他看了电视后，就向节目组打电话为这些大龄工人报名。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却杳无音信。后来，看了更多期节目，他终于明白了:能上《相约星期六》露脸的的单身男女都是外企白领、经理、管理人员等，根本没有“又累又穷的一线基层工人”。

张立中说:“以前公交公司里男同志多，为解决职工的婚姻问题，单位会找些女职工多的单位搞联谊活动，每次总有成功的几对。但是现在，没人关心这些事情了。”

“又穷又累”的工人被人忽视，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相对弱势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以上海为例，城市的消费水准和生活成本扶摇直上，而工人收入则徘徊不前。不久前上海的一项调查表明，50．6％的国企职工在近3年内没有加过工资，最长的6年来分文未涨。与之相对，一些高管的收入却搭着企业的“效益快车”扶摇直上，与一线职工的差距越拉越大。调查显示，2002年至今，上海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年均增长6．5％，而同期经营者工资增长高达23．9％。

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工人的职业认同度正在下降。日前，上海一项针对4000户家庭的调查显示，只有1%的受调查者愿意当工人。当代大学生对工人的看法如何呢？不久前，在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一项“大学生就业观念”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的大学生希望从事的职业或岗位是技术工人，70%的大学生明确表示毕业后不愿意当工人。

虽然人们对这些调查数据的科学性不乏争议，但人们对工人的认同、尊重的程度正在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海沪东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徐雅卿说:工人的活太累，工资待遇、福利等又都远远比不上公务员，当然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来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