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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建刚:父亲,石家庄工业的脊梁
2009年08月06日 13:36凤凰网 】 【打印已有评论0

“寻找工业之魂”的组织者,您好:

我是一个即将上大三的学生,在凤凰网上看到了这次校园征集活动,十分感谢能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年轻的一代表达对老一辈工人的敬意。


下面的这篇文章是我父亲为纪念我爷爷而写的,谨以此文纪念共和国建国60周年 。   穆阳融

父亲,石家庄工业的脊梁

作者  穆建刚

(一)

石家庄你还记得他吗? 他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他曾经为这座城市做过一些事情 ,也曾给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个第一、唯一。也许在石家庄的内心深处还会想起他。

1947年。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正在筹划解放石家庄,也在为石家庄解放后如何建设好、如何管理好这座我党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研究、摸索。决定在当地秘密发展地下党组织和培养党的青年骨干(共青团员)。这是我党第一次在石家庄秘密的发展地下党组织,并且是以石家庄市的大兴纱厂、正太总机厂(石家庄车辆厂)的工人为主。为石家庄解放以后的建设、管理储备力量。我的父亲就是他们当中一员,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注1)。是石家庄市第一位少数民族(回族)青年骨干。

1947年。父亲在正太总机厂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了由国民党组织的青壮年特训班。地下党组织组建了表面上防止共党捣乱,实际上护厂防止工厂遭到破坏的护厂队。父亲是他们中的一员,随时准备迎接解放,将一个完整的工厂交给党。1948年,父亲声明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同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石家庄解放初期,作为车工的父亲,响应党的号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铁路工人优良的光荣传统。尽快复工,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在老旧的车床上想办法,提高产量,并且带动周围的工友一起加班加点生产,支援前线。1948年,父亲成为中共石家庄市第一位劳动模范;中共河北省第一批劳动模范;中共华北局的劳动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以主人翁的姿态,忘我的工作。他从车床工夹具、刀具上入手,大胆改革、创新。单(日)产量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百倍递增。并且对同组的工友进行传、帮、带。形成了一个先进的生产小组,党和政府以父亲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小组“穆瑞茂小组”。父亲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工业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注2)。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模范代表进京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群英会)。铁道部授予父亲一等功;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模范;是石家庄市的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听老人们讲当年凭借在机床上的改革和创新。能够出席第一届全国劳模会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倪志福;另一个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在1939年跟随我的爷爷、奶奶从祖籍天津背井离乡来到石家庄的。并在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石家庄正太总机厂(石家庄车辆厂)当童工。年仅十岁的父亲,身体单薄、矮小,在机床上操作非常吃力,时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打骂。周围的工友看不下去,便抬来几根枕木放在父亲的脚下,让父亲站在枕木上干活。父亲的身上留下了仇恨的、永久的伤疤。七十年代初,父亲是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会员。

1953年,作为石家庄市劳模的唯一代表,父亲参加了第一批中央赴朝慰问代表团;担任第三小组组长。到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在朝期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接见了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向他们授勋。

1954年,民族抗日英雄马夲斋烈士的遗骨移灵华北烈士陵园;父亲代表石家庄市在家中款待了烈士的两位夫人。

1953年---1957年5月。父亲担任石家庄车辆厂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厂长、党委书记。

1957年5月---1958年5月,父亲遵照党的指示,组建了河北省第一个、石家庄市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工厂---石家庄市回民纸盒厂(注3)。担任厂长,党委书记。这个工厂的建立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少数民族关心和爱护。解决了少数民族(回族)就业的困难,尤其是解决了回族妇女成天围着锅台转,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人人平等。

1958年,父亲代表石家庄市,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赴银川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自治区政府向代表团全体团员回赠了当地的特产,每人一件羊皮大衣。

1958年,父亲当选中共石家庄市委委员。回民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前身)。

1958年,父亲首任(兼)石家庄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兼任至去世。

1958年5月---1959年5月,父亲组建了石家庄市综合机械厂(钢管厂)。担任厂长,党委书记。

1959年5月,父亲担任石家庄市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席,党组书记。

十年动乱开始了。造反派夺权,父亲不可避免的被打成了走资派、工贼。批斗、挨打、戴高帽游街、陪绑、关牛棚、下乡劳动改造、进“五七”干校。此时父亲的肝炎已经转成肝硬化,肝功能化验结果:三个加号。

1969年4月12日。中共石家庄市直机关第一整建党领导小组向父亲宣布: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整、建党以及斗、批、改运动中表现较好,经调查“无任何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审查结束,可以回家了。荒唐啊!!真让人欲哭无泪。现在细细想来,就连堂堂的共和国主席都遭此大难,何况尔等草民的这点皮肉之苦?!

父亲的这个结论就是对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大的嘲讽。

终于可以工作了,但是去那儿上班?市总工会已经被“砸烂”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的“工代会”。只好在市革委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呆了下来。

(注1).摘自“石家庄日报”纪念石家庄市解放四十周年征文。

(注2).摘自:中共石家庄市直机关第一整建党领导小组“关于穆瑞茂同志的审查结束意见”

(注3).石家庄市回民纸盒厂后改名为石家庄市回民纸箱厂。八十年代被原三鹿集团兼并(现在的河北三元)。

(二)

1969年秋。上级领导指示,石家庄准备筹建汽车制造厂,石家庄市要自己造汽车了。此时放眼望去,石家庄市有谁能挑起这副担子?有谁能在当时的形势下指挥的动各个协作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又有谁即懂技术又懂管理?只有我的父亲是唯一人选。

随即指派父亲组建石家庄市汽车制造厂,担任石家庄市汽车生产指挥部副总指挥,石家庄市汽车制造厂政治指导员。这个决定在石家庄市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持反对或怀疑的态度。认为石家庄只是一个小城市,敲敲打打,修修补补还可以。造汽车?做梦去吧。

在石家庄市重工业局的会议室里,父亲面对着一群带有怀疑,讥讽,观望面孔的人。

“老穆,石家庄要是能造汽车,我把脑袋拧下来让你当球踢。”

“哎!我给你画一个吧。”

“我说,汽车开到半道上轱辘可别掉下来,干脆我用纸给你糊一个算了。”

面对着会议室满场的哄闹声。父亲拍案而起,指着这群人道:“你们瞅着,我穆瑞茂就是头拱地,也要领着工人们一起干。就是跪,也能把汽车给它跪出来!”

父亲忍辱负重,面对来自不同的压力开展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把汽车上所有的零件熟记在心中。同时遍访石家庄各协作厂家。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做到步调一致听指挥。并与省内外各厂密切配合,在石家庄开展了汽车生产大会战。与此同时又协助自己的二哥将一个街道小厂扩建成石家庄市汽车附件厂(注1)。

生产汽车真的不容易。少得可怜的几间办公室,为数不多的厂房。怎么办?搭席棚,摆地摊,风餐露宿,挑灯夜战。等待装配的零件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席棚搭建的“汽车流水线”上。

此时在祖国的大地上空“东风吹,战鼓擂。”的歌声响遍四方,于是父亲给即将出厂的汽车取名【东风】。并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家中草拟了一份关于石家庄市[东风】汽车的生产情况汇报 ,并签署上自己名字,准备上报北京。此时造反派站出来反对,说父亲突出个人主义,其实他们想签上自己的名字,父亲非常气愤。回到家中,踱步良久,重新又写了一份,署名为石家庄市汽车生产指挥部广大革命干部,群众。这样的一份报告让造反派无话可说。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父亲遂将这份报告上报北京。这就是【东风】汽车的起源!(注2)

1970年初春。以四辆【东风】汽车为一排组成的庞大游行车队浩浩荡荡出现在人们面前。汽车披红挂彩,车上的威风锣鼓敲得震天响;工人师傅身着工装,手持钢枪。在父亲的吉普指挥车的引导下,沿着父亲早已制定好的路线向全市人民报喜!

当游行的车队行进到和平路和平胡同(家门口)时,车队停了下来。父亲下车,静静的站着一动不动,他是在等为自己日夜担惊受怕的老母亲,等着小脚的老母亲慢慢的走出家门,等着让老母亲亲眼看一看他的儿子和他的工人弟兄们没日没夜生产出来的汽车。当看到我和奶奶已走到路旁时,父亲的车队缓缓的离开了。父亲这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老母亲感激之情。车队远去,在众人的啧啧声中,奶奶轻声的对我说了句,晚上咱们吃打卤面。

游行的车队行至已被“砸烂”的石家庄市总工会附近时,车队又一次停了下来。父亲坐在车上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大楼,对司机说道:“在这儿,少敲一会儿鼓吧。”司机梗了一下脖子。总工会里只有几名老职工出来向父亲挥手致意,造反派无人露头出面。

庞大的游行车队来到了石家庄市重工业局。车队第三次停了下来,停在了大门口的中央。父亲下车对着车队大声说道:“给我使劲的敲!”震天的鼓声引来路人无数。可重工业局却门窗紧闭,大门虚掩,他们不敢正视石家庄能够自己制造汽车的现实。只有两三名职员偷偷的从大门口溜出来,远远的向父亲挑起大拇指。

最后父亲带着一辆汽车来到了石家庄石棉制品厂。这是一个以盲人,聋哑人为主的残疾人工厂,工厂的负责人是申易同志,市总工会的元老。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中腿上中弹光荣负伤,所以将他下放到了这里。这就是造反派的混蛋逻辑!

父亲到这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跟着自己一起摸爬滚打的残疾弟兄们看一看,用手摸一摸石家庄第一辆自己的汽车,摸一摸自己生产的零件都按在那儿。当时聋哑师傅们高兴的手舞足蹈,盲人师傅们激动的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东风】汽车的诞生,给当时死气沉沉的石家庄工业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注1):穆瑞和,父亲的二哥。石家庄市公安局创始人之一;首任石家庄市公安局二处处长;十年动乱受迫害,下放石家庄市桥东区栗村公社。石家庄市汽车附件厂更名为石家庄市汽车改装厂,现已被兼并。

(注2):【东风】汽车的注册商标,被石家庄市   汽车制造厂廉价转让给二汽后,不久该厂宣布破产,倒闭。

(三)

汽车制造厂的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后来听父亲的属下以及司机私底下说,游行的那天,厂里的人瞒着父亲私下已经做了预案,如果总工会的造反派一但出来,石家庄将有一场恶斗,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父亲的外部工作处境非常尴尬。首先工作单位在石家庄市汽车制造厂(含石家庄市汽车生产指挥部),工厂的主管部门是石家庄市重工业局;父亲的党组织关系、党组织生活却在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开工资的地方在已被“砸烂”的市总工会;父亲曾自嘲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儿都想要,哪儿都不敢要。

一天父亲去市革委开会。接到上级领导指示,为了贯彻“农业学大寨”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准备让石家庄生产飞机。上级领导决定指派父亲全面负责新厂筹建、生产组织工作。

消息传到汽车制造厂。工厂里的干部、职工纷纷出面挽留,有的甚至找了到市革委。也有一部分工人来到家中,给老太太做工作,让老人出面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个老工人对父亲说的一段话:“穆主席,您把新厂建好后,就赶紧回来,那儿也别去,就回咱们厂。有咱厂的上千号人为您保驾,那帮王八蛋(指造反派)不敢动您半根汗毛。”

走马上任之前,父亲向上级领导提出了几个条件:

1.新厂成立后,工厂负责人不再称:革委会主任。改称:厂长。

2.新厂成立后,设立厂党委。父亲不再兼任党委书记。推荐早已靠边站的石家庄市委秘书长杨亚东同志担任。

不要小看以上的两条,父亲是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风险提出来的。父亲当时的想法就是,同意,我就干。不同意,大不了就回工厂或“五七”干校。因为那时的汽车制造厂已经偷偷地在用正规的工厂管理模式在组织生产。这两条是石家庄市十年动乱开始以来第一次公开将工厂的建制改回到正轨。

3.招工。十年动乱开始以来石家庄市第一次公开招工。以上山下乡的知青为主。留城待业青年为辅。在他们中间有天津、北京知青和石家庄市本地的知青;有受人之托,隐姓埋名的我党高级将领左权将军之女。有普通工人的子女和尚未摘帽以及靠边站的走资派的子女。

......

上级领导同意父亲提出的这几点要求,另外又给了父亲一个特权那就是允许父亲从全国所有的军工企业含三线企业(航空企业为主)抽调新厂所需的技术、管理精英人才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到石家庄安家落户。这个消息给当初从天津、北京等地拖家带口支援三线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如果能到单调到石家庄,终究离家、离父母又近了一步。在1970年这种权力对于活在当下的人们来讲是无法想象的诱惑。在河北省拥有这种特权人也为数不多、屈指可数。可是我的姐姐在离山西省很近的微水上班,住单身,无回民食堂,只能吃凉菜、素菜。哥哥在加油站当加油工。他们的主管部门领导曾主动找到的父亲,被父亲婉言谢绝。另外,我的姑姑,一家人远在沈阳的一家军工企业(沈飞)工作。完全有理由回到石家庄一家人团聚。父亲没有这样做。但是父亲却从沈飞又抽调了多少人?

1970年4月。父亲带队入驻石家庄市农业机械厂,准备将该厂一分为二。一半保留,一半准备成立新厂。筹备会上,父亲提议给新厂起了个名字“红星”。(注1)

1970年5月5日。召开全厂大会,父亲宣布国营石家庄红星机械厂正式成立。

(注1).红星机械厂现已更名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石家庄飞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四)

工厂成立后,从各个知青点招来的青工,全部统一派往外地的大型军工企业进行中短期强化技术培训,一旦回到工厂就能够尽快熟悉本岗位的工作。而原先一起在农机厂上班的工人,忽然之间成了两个厂的人,呈现在他们之间是一道刚刚砌好的围墙。有人想回去,也有人想过来。加上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工厂面临的是工人消极怠工,打扑克、下棋、打毛衣、睡觉,他们对厂领导班子根本不屑一顾。随处走一走,看一看。垃圾不分类,堆积如山,杂草丛生,厚厚的油污覆盖在机床的表面,还好工房的一角有干活的,父亲走上前去一看,几个工人在用铝合金砸吃饭用的小勺,在干私活,抬头望了父亲一眼,“你要吗?”父亲当时感慨道,和我的汽车制造厂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父亲和他领导班子分头下到车间班组,促膝谈心,做政治思想工作。工人们说,你说的大道理谁都明白,有本事的请露两手让我们看看。父亲站起来没有说话,挽起袖子,摇起摇把,开动机床,车床转动,一连串标准规范的动作过后,工人们惊呆了。“穆厂长,您几级车工?”父亲轻轻的说了一句:“八级。”

父亲召开工厂中层干部会议,要求约法三章,奖罚分明,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中层以上干部不允许吃小灶,和工人一起在食堂排队吃饭。建厂初期,轰动全厂的最大新闻是,党委书记杨亚东吃饭吃出了墩布条。

各个单位逐渐适应了现代工厂的规范管理。厂领导班子发出了:灯光就是命令,那里有灯光,领导干部就要冲向哪里,后勤保障就要跟到哪里。厂房不够,就再一次搭起了席棚。克服重重困难,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此时,可恶的病魔一再向父亲发出严重的警告:肝硬化,四个加号。不论在办公室、会议室,父亲打着吊针在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对亲人的苦劝,朋友、同事的劝告,一笑了之。家人说的重了,甩给你一句:“活着干,死了算!”

飞机就要试飞了。父亲与试飞员一起试飞了石家庄市第一架自己生产的飞机。当飞机飞临和平路上空时,父亲特意让飞机在和平胡同上空低空盘旋了两圈,再一次向自己的老母亲致敬...

1973年秋,父亲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医院诊断:肝癌晚期!最多生存三个月。父亲是在杭州开会期间感到不适,会议一结束回到石家庄后就住进了医院。

父亲住院期间,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同志派身边的两名医务人员专程到石家庄关注父亲的病情。

在医院,父亲对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我为石家庄造过火车、汽车、飞机。就差水里跑的了,假如石家庄能够靠近大海,我愿意为她建造大轮船。”

1974年4月24日黎明前,父亲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命运多舛的世界。

 

作者: 穆建刚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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