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工作证

工作证封面

陈达娅（南洋华侨机工后代）

我的父辈，要说的事太多。就我的父亲，虽与我们早已阴阳两界相隔二十余年，可深深留在我脑海中的，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风化的，是伴随着他化为灰烬，在他工作岗位上获十万公里以上安全行车奖所得的两件纯绵内衣。内衣正中那放大的"奖"字，仿佛不是印在两件普通的内衣上，而是印烙在我抹不掉的记忆中。

父亲、1900年9月出生于海南岛，16岁到新加坡学技。1939年3月从南洋归来，是三千多名南侨机工中其中的一员。南侨机工是一群身怀技能的特殊人材。我的父亲是第二批回国。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南侨回忆录》的第九十二篇中写到："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名收入颇丰的工程师就是出生于海南万宁的王文松。与他随行的十余名同伴中，就有我的父亲。南侨机工在完成了滇缅公路的军需运输后，抗战胜利、幸存下来的，部分复员回南洋，部份留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父亲是留在云南的南侨机工之一。

1952年，父亲由云南省侨务委员会介绍到云南垦殖局工作。后一年，由于工作的需要、连人带车调入云南森林工业局江边分局工作，与母亲远隔千里。在遥远的边陲，父亲日以继夜地往返于林区运输木材。也就在他参加工作的那年，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之后，父亲几乎没有回家探亲。母亲曾说："你父亲没日没夜的为社会主义大跃进工作，几乎把家都忘了"。相隔近十年，父亲回家探亲，才有了我的出生。1964年一份由父亲所在单位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中，其中一项，参加革命后受过何种奖励，所填内容为：1956年出席省局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参加森林工业局先进工作者会议得奖章一枚；1958年安全行车10万公里以上得奖状一个；1959年得先进生产者奖状一个；物资奖励六次。工作单位欲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去浪费国家的钱。"对那几张无任何装裱的奖状父亲收藏如宝，直到文革中才被撕毁；而那几件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一直紧紧的陪伴着他的身体直到临终，随父亲而去------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很难有机会回家。在我4岁以前父亲的音容笑貌我不知道。于是，大我十岁的姐姐背上我，从昆明乘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终于到达罗平的林业局车队。父亲看到我们姐妹俩，喜的同时、惊呆了！"你们如何来的？""只要看到写有林业字样的车，我就招手。"姐姐大声地说！

"我告之他们您的名字，他们都说；'知道，老华侨'"。

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父亲留在了我幼年模糊的记忆中。

不久，父亲调入昆明近郊的林业单位工作。

文革期间，父亲被指为"海外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隔离审查。年少的我，想念父亲，搭车到了地处郊区的父亲所在工厂。询人所指，我找到了一幢已很旧的楼房。那是一内走廊，若无灯光，漆黑一团。顺着楼道右边走到底，最后一间，我敲门。门开了，是父亲。一套洗得发白还打了补丁的劳动布工作服穿在身上，罩在里边的依然是那件很旧的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几根花白的头发有点零乱；曾经圆润的面廓，似乎一下子拉长了，并布有皱纹；他扶着门框的双手还留有工作时未褪尽的气味，显得粗糙；一双脚套在同样是洗得发白的劳动球鞋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散发着劳动气息。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南侨机工，不管是在国家民族争独立时期，还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都是为国家付之心血的。"这是我在对尚健老机工王亚六访谈时他的谈话。

是的、我的父辈--南侨机工，共和国的建设他们洒下辛勤汗水，他们几乎均为当地运输领域之技术骨干。南侨机工黄步云领先在大货车后带1.5吨的拖兜,最早实施"汽车列车化",每年超额完成运输任务，1959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5年8月，我随健在机工重走滇缅路，途经云南大理西洱河，随车而行的王亚六老机工举手向车窗右边指去，"看！西洱河电站，七十年代，在西洱河水流最急处建电站，其设备就是我驾车运送来的"。

南侨机工回国，不仅带回人力，还带回技术。

不久前，南京轮汽研究所一名叫钟维畅的高工写书论证"中国无损探伤测仪器"是始于何时？何地？英美等国家起始于1938年。最后论证：是1939年回国的华侨司机，即王文松所率领的技修队把这项技术带回国内并使用于滇缅公路紧张的汽车军需运输中。这项技术不断延续、创新至今。

父辈们的事，要说的太多，从南洋、滇缅公路、远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和国的建设者，每一步、都留有他们的人生足迹。他们是一群平淡而又不平凡的人。历史见证了他们，他们书写了历史。

我为我的父辈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