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们在劳动之余学习。

大学数学教师童会文(右)，1955年时还是一个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扫盲教员。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李芳华向记者展示1955年获得的扫盲奖状。本报记者 黄加佳摄

早在1949年1月，祁建华就开始琢磨起速成识字法了。当时，刚刚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被分配到二野某军做文化教员。那时候部队里的扫盲工作已经开始了。可许多战士学文化很困难，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字，还常忘，对于学习信心不足。祁建华想起自己刚刚学文化时的经验，当时他先学会了注音符号，通过注音识字，一天可以学好几百生字。用这个方法帮助战士们扫盲，不是事半功倍吗?于是，他决定先用这套方法教教新调来的战士王祥德，看看效果。

王祥德很想学文化，但一天学三个生字还要忘两个，非常苦恼。听说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11天学会了一本8000字的字典，他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决定试试祁建华的这套神奇的方法。

祁建华花了一天时间，教王祥德学会了注音符号，而后每天从一本《人民三字经》中挑50个生字。10天王祥德就学会了500字。

看到这套方法行之有效，祁建华决定把它运用到识字班的教学中，在学习生字之前，先教战士们学注音符号。开始有些战士对此并不感冒，他们觉得:“注音符号曲里拐弯像洋文，学了没用。”可学着学着，战士们发现这些“洋文”竟能拼出汉字的读音，学习兴趣一下子调动起来。

在《速成识字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一书中，祁建华记录了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战士吕国丁原来只认识250个汉字，在使用速成识字法学习了7天后，他竟然认识了1300个字。在介绍经验时，吕国丁说:“第一天我学了40个，第二天我咬咬牙学了60，第三天又咬咬牙学了80，嗨!也都学会了。”

祁建华拿了一张报纸给吕国丁看，起先他还不敢看，但发现报纸上的字自己竟然都认识时，吕国丁高兴地大声朗读起来。

应用了这套方法，1952年3月，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在全军率先消灭了文盲。同时，全国各地也迅速办起了速成识字法实验班。重庆纺织工人速成识字实验班经过21天脱产学习，学员由每人平均识字400多，提高到2000多。北京东郊高碑店农民实验班，26个学员经过164小时的学习，认识了1638个字，初步能写信。

其实，“速成识字法”并不神秘，它就是我们至今仍沿用的注音识字，只是那时候祁建华使用的不是今天的汉语拼音，而是解放前就已推行的注音符号。

此时，麻峪村民校教师李芳华也开始用速成识字法教学生们识字了。“36个注音字母，我上学的时候学过。政府推广速成识字法，组织教师培训，我又巩固了一下。大人们学得快，忘得也快，开始一节课也就教十几个字。后来用上了速成识字法，先教注音字母再教生字，教材也都换成带注音的了，一下就学得快了。”李芳华记得，为了帮助学员们记忆，当时还有个歌:ㄅ ㄆ ㄇ ㄈ加油学，声母韵母同时拼，拼出来了是语言。

1952年，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通过150到200个小时的学习，学会了1500至2000个单字，并能阅读通俗读物，会写简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