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大跃进”时，我还是一个普通的连队干部，何振声同志是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此前我同他没有什么接触。但何副主任和我的几次谈话，使我的工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我的一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9年，我在上海警备区警备团直属摩托连当指导员。当时部队在进行思想工作整顿，作为政治部分管连队基层建设的领导，当时何副主任到警备团蹲点，同时了解考察干部情况。
我向他汇报，我现在所在的摩托连，原来隶属于上海市公安总队。这个连曾在1957、1958年出过两次大事故，副连长和营干部也车毁人亡，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各方面工作都很被动。摩托连归建配属警备区警备团以后，我从别的连副指导员岗位上调到这个连任指导员。在团党委和连队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努力工作，这个连一年就打了翻身仗，后进变成了先进，评上了先进连队和安全标兵。
何副主任详细询问我们连队打翻身仗的做法后，又关心地问我个人的情况，包括身体、家庭和文化水平。我向他汇报，由于坚持10年学文化，我已经成为文化学习标兵。他听后很满意，嘱咐我要继续努力。
过了一段时间，何副主任第二次找我谈话。这次谈的事情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他说:“王经文同志，我们已经第二次谈了，已经熟悉了。你的情况组织上已经详细了解，现在要调你担任新的工作，你们警备团八连……”
当时我心里惊了一下，这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啊。我说道:“首长如果是征求意见，那我是不想去的。八连是先进连队，工作压力太大。我个人各方面水平不够，这副担子很难挑起来。”
何副主任微微一笑说:“虽然这件事警备团也报了，政治部也向警备区党委推荐了，警备区党委也定了(作者注:一般任免调动连级干部不需要这些程序，这是因为八连的特殊性)，但你有意见仍然可以提。”
他平静地、缓缓地说:“看来你说的主要困难，是一个水平能力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水平、能力，既不能盲目骄傲，又不能缺乏信心。其实，水平、能力都是相对的，都是可以培养锻炼、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天生的。当然，八连对于你是新连队，八连的担子确实很重，但只要你牢记‘虚心学习、大胆工作’这句话，就一定可以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何副主任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鼓励我，使我的畏难情绪逐渐打消。他说:“你到八连当指导员，因为是新去，首先要抓好以下几点。第一，把八连的传统学习好、继承好、发扬好。八连的同志已经打下了好的基础，形成了好的传统。第二，你要抓好一班人，你是党支部书记，首先要做好党支部的工作。一个人的本事再大，能力再强，不依靠一班人，你再辛苦工作也是做不好的。第三，个人要带头，政工干部要当模范。战争年代，政工干部，尤其是连指导员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要不怕死，否则就没有威信，就没有号召力，那你做思想工作就没人听了。现在虽然不打仗但政工干部还是要靠带头作用，做一个工作和作风的标杆，做个好样子，这是无声的命令，无形的思想工作，是最有说服力的。第四，要有一支骨干队伍。战争年代巩固部队，我们就是靠骨干，八连住地很分散，一个连住七个地方，而且都是在市区，环境很复杂。你一个人本事再大，也不可能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可见连里一定要有一批骨干。”
何副主任具体细致的谈话深深吸引了我，使我的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这对我今后和长期的工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
1960年10月，我就到八连报到，担负起指导员的工作。
我到八连不久，部队就开始“两忆三查”运动。这次“两忆三查”是六十年代初我军开展的一次思想教育运动，何副主任就到我们连队来过一次。他向我们连领导说:“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除了自然灾害，蒋介石还妄想‘反攻大陆’。不少战士家中比较困难，有的战士家人还有非正常死亡。因此为了教育部队正确对待国家困难，我们才要开展这次运动。要通过‘两忆三查’，把战士们的思想提高，激发他们的斗志，这样才能很好地完成警卫任务(我连当时的任务是警卫华东局等首脑机关)，还要准备打仗。交给你们的任务，是搞好警备区和警备团的先行试点，你们要摸出一套经验来。”
根据这些指示，我们走出部队，请社会教员来为战士们上“两忆课”。例如我们到上海国棉二厂，请老工人回忆当年资本家、工头怎样压迫、剥削工人，顾正红烈士怎样同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情况；请上海“育婴堂”孤儿的幸存者，揭露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我们又组织战士到上海外滩黄浦公园，请园林老工人座谈，用帝国主义欺辱中国人的许多事实来启发战士的觉悟。
这样，通过深入开展“两忆三查”运动，使全连指战员群情激昂，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大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八连的政治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到1961年春，我连的“两忆三查”运动已经结束。有一天，我接到团里通知，说何副主任直接找我到警备区政治部去汇报工作。
我先谈了连队学“毛著”的情况。当时“毛选四卷”刚刚出版，我们紧密结合连队的实际，围绕四个方面学习“毛选”。一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论述；二是学习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坚持艰苦奋斗的论述；三是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反对自由主义，学习白求恩、张思德崇高的思想品德；四是学习常备不懈的教导，让我们的部队“永远是个战斗队”。
然后我谈了连队的好人好事，这时我如数家珍，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例子就像故事一样讲出来……
邵竟成，南通市来的城市兵、高中生，当时在部队里还是很稀罕的，他的理想是当卫生员、文书，当干部。为了锻炼他，我们就分配他到龙华生产组去养猪。一开始他很难为情，给同学写信就说现在的工作是“军事秘密”。但老战士同他一起在煤油灯下学“毛著”，讲学习南泥湾大生产，为国家分担困难，白天同他一起担粪挑水，老同志干重活，让他干轻活。在老同志言传身教帮助下，邵竟成很受感动，思想有了转变。
何副主任听了高兴地说:“这个例子很好，就是要用战士转变的例子教育大家。”(作者注:邵竟成以后进步很快，入了党，还先后当了八连指导员和营干部。)
何副主任对一个又一个故事听得很有兴趣，他说:“一个人转变了，说明消极因素缩小了，积极因素扩大了。新来的同志从不适应到适应八连的传统，说明八连的传统在新的情况下能够继承和发展。这说明你们的政治工作有许多好办法，并且在新的形势下又得到发扬。一个人的先进要变成大家的东西，所以要普及，要推广。”
这次谈话以后，何副主任同政治部党委经过商量，派上警政治部组织部叶干事、宣传部方干事，同我团政治处顾秘书共三人组成联合工作小组，到八连蹲点，通过20天详细调查研究，多次座谈，写出了《“好八连”抓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调查报告》。上警政治部几位领导审阅修改后，经警备区领导批准就将这个报告转发警备区各部队，并上报南京军区。1961年下半年，军区《人民前线报》在头版用大部分版面刊登了《调查报告》全文。
1962年,南京军区文化部的沈西蒙、莫言和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的吕兴臣，他们三个人为八连写了一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上海、南京等地上演。
八连的经验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
1963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派辛国治(青年部长)、唐平铸(《解放军报》总编)率工作组到八连，《解放军报》记者龚德也同来八连。总政工作组总结了“八条经验”，其中有好几条和许多内容是采用了1961年上警政治部工作组《调查报告》里的内容。后来《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了总政工作组总结八连的“八条经验”，这和“学习雷锋”当时并列为全军(后又发展到全国)宣传的两个重点。
1963年，《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公演，引起很大反响，一些中央和军委首长也来观看。1963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命名我连为“南京路上好八连”；5月5日，军委在上海举行命名大会，连长和我一起接过军委授予的命名锦旗。
1963年的“八一”建军节，毛泽东主席写下了脍灸人口的长诗《八连颂》。
从此，“南京路上好八连”像一面旗帜，在全国、全军上下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