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11月19日电 据《今日早报》报道， 这是一次偏离主题的采访。采访原本是想关注工人职业培训，但是在和老技术工人陈智林的交谈中，话题不知不觉涉及到了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老工人陈智林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工人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与社会对工人职业评价的错位，也让我们意识到了教育和经济话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这种因素往往对事物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陈智林都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工人。1970年，25岁的陈智林从部队复员到杭州机床厂做了一名工人，当时“工人老大哥”的身份带给他的那份自豪感，让他的背挺直了一辈子。
“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当技术工人，能进工厂，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是非常荣耀的事。不仅名声好，收入也比其他行业高，我们的月工资要比商业系统的高五毛钱，钱虽不多，但那是一种地位啊，而且觉得自己有一技在手，心理上也很踏实。”
回忆当年的生活，陈智林悠然神往。早上喇叭一响，大家齐刷刷出操去，下了班在灯光球场打球汗流浃背，周末还有舞会，厂里经常组织大家读书、看报，交流心得。他说，那时候虽然没有奖金激励，但加班干活，总是一呼百应。“那真正是有纪律，有组织的生活啊！”
陈智林有两张名片，在一张名片上，他是杭机集团精密机床公司技术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在另一张上，他是浙江省舞蹈家协会国标舞艺术委员会会员。这两张名片向我们传递出三种讯息:过硬的技术、对集体生活的热忱和一定的文艺素养。而这三样东西，在陈智林心中，都是多年的企业集体生活赋予他的，是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要具备的素质。
“现在情况真是大不一样了。”谈到如今的工人生活，陈智林有些无奈，“现在还有谁喜欢当工人呢？”他说，这些年，偶而也有大学生分配到厂里当工人，厂里拿他们当宝，让他们进技术含量最高的加工中心工作，可是干不了一二年，他们就不安心了，总想着要离开一线做管理工作。也招过一些农民工，可是基础又比较差，培训所花费的时间太长。
“其实，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需要长时间的精心培养，不是很容易的事。”陈智林说，一名职高或技校毕业的，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技能的学生进了工厂后，起码还要由我们培训半年以上，才能独立完成工作，而他们在工作中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需要不断磨练，增长经验。在陈智林的认识中，技术是产业工人的“吃饭活”，不过硬不行，但技术终究只是一个基本技能，而质量意识则是产业工人的道德所在。谈到如今的工人素养，陈智林颇为忧心。他说，因为本部人手缺乏，公司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外包给其他一些企业去加工，结果问题就来了。有一次，厂里把一批阀门外包给台州的某家企业生产，交货时看着都好好的，可是等到这批阀门运到广州的下游企业进行总装时，却出现了漏油现象。经过调查发现，是某个阀门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洞，操作员发现后没有返工，而是用电焊枪把小洞焊住了事，直到出现大纰漏。“这就是机器大生产，任何一个部件都不是单独的，它们是一环套一环的，只要有一环出纰漏，整个活都完了。”陈智林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种观念。”现在一些企业，特别是后起的私营企业，招募了一些农民或者社会闲散人员进厂做工人，又不提供好好的培训，把工人纯粹看成是劳动力，而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生产者，是一个完整的大生产中的一环，这种管理观念下的工人是做不出具有竞争力的好活的。
采访中，陈智林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接过电话，他的眉头一下皱了起来。原来，厂里在外地工厂加工的一批主轴全部短了，尽管有几百根之多，陈智林还是坚持“必须全部返工”。挂下电话，他向记者摊了一下手，以证明自己刚才说的没有错。
世代相传的工人文化
文化总是以其巨大的惯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产业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有其独特的文化，并会在群体内代代相传。
当话题转到这里，陈智林找来了宋金江。宋金江是陈智林的后辈，1989年顶替父亲进了杭州机床厂做了一名划线工。回想起来，最早灌输他工人意识的就是他的父亲。已经是高级技工的宋师傅说，“父亲是老工人，对工厂的感情很深，总是教育我要爱厂如家，要遵守厂里的纪律，那时候觉得不守纪律是很丢脸的事。干活就得钉是钉，铆是铆。这些话当时听得很多，也不觉得什么，可慢慢就发现这种想法已经渗入到我的血液里去。”工作时，我永远在想，如果我这个环节做不好，那么后面的人本领再高也做不好产品，一想到这种后果，我就一点也不敢马虎了。”
宋师傅的师傅是1958年进厂的劳动模范，对宋师傅的要求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宋师傅还记得自己当年在道轨上画孔，孔与孔之间的距离是没有强制标准的，宋师傅就没有太在意距离的一致性，结果师傅却要他按着图纸分毫不差地返工。“很多观念和意识，都是在日常的工作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然后就再也忘不了了。”
宋师傅很感激自己的师傅，可是轮到他自己想做个好师傅时，徒弟却不那么好找了。“力争上游，做一名优秀工人的氛围，如今越来越淡了。青年工人有几个是以自己的工作为自豪的？”宋师傅说，“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实行八级工资制，大家常常在一起切磋业务，努力想攀登八级顶峰，业务氛围好极了。”
到目前为止，宋师傅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他仍然自己一个人加班加点地工作，很少有休息日。
他说，如今的职高和技校毕业生，在学校也学了不少东西，但是社会为他们营造的发展环境却和自己当年不能比。在杭州机床厂这类大企业，还有正规培训，各种各样的技术大比武，可在很多企业，只怕除了赶工，什么都没有了吧。
“蓝领”概念:工人内涵的扁平化
不知从哪个时候开始，社会从业人群中分出两类人:“蓝领”和“白领”。人们用薪酬和工作方式，甚至工作地点把两者区分开来。由于这两个概念定义的宽泛与模糊，此后，人们又用“金领”和“粉领”等一些“领”去补充“白领”概念，但“蓝领”的核心定义却一直固定下来。“蓝领”，成为体力劳动人群的代名词，也就是所谓的“劳力者”，而不是“劳心者”。人们开始习惯用“蓝领”这个词去称呼产业工人。不知不觉间，产业工人的含义被扁平化了。产业工人群体那些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线上流水作业和环环相扣的集体劳动等客观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种种优秀精神品质，譬如他们视纪律与制度为“生命”的职业品德、他们富于技术性的职业、他们特有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情趣都被简单地抹去了。而这些都是他们的群体标识，原本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产业工人”的形象被粗暴地抽象成为低学历、低收入、缺乏情趣与文化的劳动力、甚至是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旦一个群体的特质被社会有意无意忽略时，这个群体的人们就容易失去归属感。
一位老工人在采访中曾经激动地表示，“现在媒体说来说去不是商界强人，就是IT精英，能不能关注一下我们工人？我们的技术工人要上八级也很了不起，我们的工作也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故事，可是社会却很少关注我们的努力和成绩，对工人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够了解。”
不久前，共青团中央青工部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全国青年技术工人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工人的社会地位不容乐观。对“生产本身”的意义缺乏足够理解的社会文化、“有钱就是硬道理”的经济文化都对工人的社会地位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富人的享乐文化”和“白领的夸示文化”的弥漫，更使得青年工人处于尴尬的境地。
调查还显示，目前中国的青年工人是在自尊和自卑的双重轨道上生存着。一方面，他们仍然愿意相信自己对企业和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又对目前处境感到自卑。
群体意识是社会给予的。过去我们看工人，尊称其为“老大哥”，劳模典型也是全社会的榜样，工人文艺活动也轰轰烈烈，而如今呢？一个家庭会为出一个大学生而自豪，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孩子是产业工人而骄傲？正是由于对工人群体缺少积极的社会评价，才引发了工人对自身价值缺少认同和积极的自我评价。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技术工人对于社会经济现阶段发展的意义。不少企业，设备并不比国外先进企业差，技术也有，产品也不缺，缺的是工人一线操作的素质和技能。于是，大家开始重视和强调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但是，正如陈智林和宋金江的叙述中所看到的，只是单纯地教授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单纯强调技术工人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是像前面那位老工人希望的那样，用心营造关注“产业工人的努力和成绩”的社会氛围，如果仍然使新一代工人长期缺少“当工人有奔头、有价值”的认同感，工人就很难真正安于工作，更不用提勤奋地钻研技术了。
进入新历史时期，一批又一批农民和其他群体的人员进入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正在经受社会化大生产的洗礼，萌发产业工人意识，逐步具备产业工人的品质，但是，就其多数来说，新工人群体仍然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存在着“不稳定性”；他们还缺少职业归属感，也还不可能形成自己与整个经济运转的紧密关系。也因此，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也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产业工人意识的缺失，已经不仅仅是“技工荒”层面上的经济损失，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损失，一种有损于社会和谐的潜在因素。培育产业工人，也不仅仅是企业和技校的工作，还需要从社会价值层面上营造尊重技术工人的社会氛围。
经济与社会原本难解难分，浙江的经济正步入工业化时代，很多的社会价值取向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在经历了一个群“雄”纷出的商业时期，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调整对产业工人价值的判断和评价，强化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同，这是比多建几所职高和技校更加重要的。
“小老板心态与‘螺丝钉’意识”
文化理由与人文因素是解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说到上海，人们会想起“白领”文化，谈到浙江，人们有时会提到一个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小老板”文化。
人人渴望创业，都能成为财富的拥有者——这种小老板心态和小老板实践是浙江的创业智慧所在。然而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在社会与经济快速前行若干年后，在浙江走向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蓝图慢慢展开之后，我们发现了自身优势背后的弱点:我们缺少大量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从更深的文化层面来说，我们缺少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锣丝钉”意识。
浙江经济的继续发展不仅需要“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小老板们，也需要大量强调组织性与合作性，有自为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浙江正在向世界制造业中心努力，但浙江的历史缺少产业工人文化的积淀。我们不是东北地区，也不是德国的“鲁尔”和英国的“利兹”，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传统工业区所特有的、传承上百年的那种产业工人文化与意识。毕竟，技术是可以很快学到的，而意识的培育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现实清楚地显示，不具备产业工人意识的一个劳动者群体无法支撑起一个国际水准的制造业基地。
“德国制造”的背后是大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有人作过统计，德国工人的每人产出是英国工人的两倍，德国70%的员工都能胜任工作，而英国只有30%。
浙江目前走的仍然是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的道路，如果能够使广大产业工人的素质获得普遍提高，对于提升整体竞争力该会有多么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