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中国劳动密集的国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才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中走新型工业化的正确的道路。

经济观察

周天勇专栏

保持一个什么样的GDP结构，实际反映了一国工业化的模式。转变发展模式，从大的格局看，就是调整国民经济GDP中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上，影响较大的是2005年吴敬琏和樊纲之争。

以樊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一是重化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绕不过去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快速工业化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阶段重工业呈快速增长势头，因此，目前中国高消耗能源和资源的发展模式是不容易转变的。二是从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在国际经济链条中的竞争能力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进入产业链的高端，必须要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化道路。

吴敬琏则认为，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服务业水平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他认为“经济发展的顺序应该是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的说法并没有历史根据。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低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优势的产业。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化，需要进行更加复杂的分析。

首先，GDP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内的需求结构，中国消费需求中服务消费的比例较低，导致服务业产业比例过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国的需求结构看，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在农村，由于收入和机会成本等原因，对服务业的需求水平较低；而由于对服务业的管制过度，对第三产业中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观念、战略、体制和政策的忽视和缺失，也限制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中，服务业消费不足和供给不足同时存在。服务业消费不足，导致了服务业的市场容量过小，成本分摊能力差，妨碍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市场容量不足决定的服务业发展不足，加上政府对服务业发展实际上的严格控制和体制政策扭曲，则更是在服务业供给发展与需求扩大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从阶段上看，确实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然而，在这样一个阶段中，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同样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扭曲得多，即第一产业中剩余的劳动力比率太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劳动力比率都太低。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很大的拉动力来自于出口，到2000年以后，几乎增长中1／3的贡献来自于出口增长。出口类型大体可分为劳务输出型、劳动密集型产品、能源和其他资源密集型产品、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四类。第一类纯粹的劳务出口，几乎不消耗国内资源，其从国外向国内转移的收入，还会增加国内国民收入；第二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国内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较少；而第三类高消耗能源和其他资源，如出口钢铁和其他有色金属等产品，这样的重化工工业化为国外的需要服务，是非常不值得的；第四类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但是，因为受到国内技术知识进展的制约，这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如果我们加大劳务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有利于减轻我们的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化工业化程度。

在中国重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除了在工业内部节约能源、资源和减少排放外，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并且立足于中国劳动密集的国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才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中走新型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作者是中央党校教授）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