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乃宪之后,第四任区长,王新衡。
王新衡,浙江慈溪人,1908年生。
王新衡的经历跟文强类似,虽是特务出身,但因机缘巧合,结交的都是大人物。
王新衡也是军统内的苏联事务专家,是个学者型的特务。
国共合作时期,王新衡被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而且这俩人都是托洛茨基派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中国同学,以浙江人居多。
这个现象引起了王明的注意,据说当时中山大学举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要处分蒋经国、王新衡等人,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一时奈何他不得,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新衡”,会后,王新衡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蹲了四个月的大狱。
1930年,王新衡被遣返回国。曾在南京创办苏俄评论社,出版《苏俄评论》月刊。
1934年1月,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王新衡投奔了张学良,虽然地位相差很悬殊,但二人却成了好朋友,极为相得。
后王新衡加入军统,任上海区区长之后,由于他与张学良的这层关系,戴笠派他到西安去当西北区区长,但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结果就在要去还没去的当口,“西安事变”爆发,把戴笠搞得灰头土脸。满腔怒火之下又一次“殃及新衡”,以“失职”之名将王下狱,一直关到淞沪抗战爆发,才给放出来,派任香港站站长。
这一段,咱们在讲“西安事变”的时候还会细讲。
第五任、也是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多次提到的周伟龙了。
在军统,周伟龙是个惹不了的人。
首先是他的资格老,“十人团”之一嘛,还没有特务处的时候,这几个人就跟着戴笠搞情报,那是元老中的元老。
其次,周伟龙的确是个干才,经历很丰富,能力极强,就没有他干不了的事。
周本人是军校四期毕业生,又在正规军队中干过,当过宪兵营长,干过潜伏,搞过行动,后来又去“忠义救国军”,再后来又当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军、警、宪、特,他一个人干齐了,还给不给别人留饭碗了!
最重要的,周伟龙是戴笠的结义兄弟,还救过戴笠的命,这一份情谊,那是连毛人凤什么的,都比不了。
所以在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只有戴笠能够支使周伟龙,别人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
据沈醉回忆,中日开战以后,特务处决定往日租界派几个潜伏组,当时是考虑上海一旦陷落之后,长期潜伏。这个任务,周伟龙预备叫沈醉去,问题是沈当时已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干了好几年了,搞的全是维护治安、刑事案件侦破等公开工作,身份早已暴露,根本不适合潜伏。
沈醉于是跟周讲,请他能不能另派他人,这时戴笠发话了,“你不是湖南人么,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让你去你就去吧。”
去是去了,由于下手太晚,已失去潜伏条件,在租界中根本无法立足,没有一个月,就待不下去了。
临到撤离的时候,组里还有一部电台难于处理,因电台在那个时代是比较珍贵的通讯器材了,沈醉觉得砸毁太可惜了,于是决定冒险把它带出来。他手下有个特务,家中有一个婴儿,于是沈醉把电台放在婴儿车上,通过了租界的巡查。
见到周伟龙,诉说一切,结果周一听就急了,认为沈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丢了上海区的脸,非得让沈醉回去不可。
这时连戴笠也觉得周太过分了,说:“你这不是让他们回去送死么?”戴老板发话了,周伟龙才算作罢。
沈醉当然挺美了,然后就说“我把电台也带回来了”,本以为戴笠会夸他,没想到戴老板一听勃然大怒:“荒唐!一部电台能值多少钱,这要是被日本人搜出来,你们几个人全得没命!”
上海沦陷以后,周伟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上海区出现叛徒,只得撤离,接替他的第六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天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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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万乾任
编辑:
王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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