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起某个人或某件事，大家都知道，似乎很熟悉，“啊，你的说就是那谁吧，知道知道，那不是坏蛋么，特坏。”但你一细问，坏在哪啊？怎么个坏法？准傻，谁也说不上来。

所以前一段史学界颇有一批人在忧虑，说现在大家都太浮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言下之意，无外乎讽刺这些人静不下心做学问，学风不严谨，于是用这种方法吸引眼球，还在短时间内暴得大名，话里话外，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子“酸葡萄”的味道。

其实，并非大家多爱做“翻案”文章，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原来根本就没有“案”，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他的本原介绍给大家，何“翻”之有？“翻”什么？

因此，这里些许花些笔墨，说说“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1、“忠义救国军”

一说“忠义救国军”，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胡传魁，挺个肚子，一看就是饭桶，除了会搜新四军的伤员，别的事是不干的。

这很正常，建国以后，唯一能在正式场合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只有《沙家浜》，虽然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看过，但没办法，那出“智斗”太经典了。

然而，“忠义救国军”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全是饭桶。

前面说了，“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一个为抗日而组织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但是，由于组织得比较仓促，所以什么人都有，既有也有失业工人和市民、也有帮会中人、自然也有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痞流氓”，如果说是“乌合之众”可能不太好听，但说是“鱼龙混杂”则差相仿佛。

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最初是杜月笙捐助了5000只驳壳枪，那会儿习惯叫“快慢机”，戴笠又从军队系统化缘，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想到这里，真是不禁感慨当年那一场抗战，中国之艰苦和百姓抗战热情之高涨。

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600 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 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 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1 月9 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