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这些大家熟悉的，“浙警”还出过一些处、站级的高级特务，简单列名吧。

阮清源，少将，曾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阮清源是个多面手，既搞武装，也搞行动。

石仁宠，少将，一直在上海活动。初期搞情报，抗战胜利以后任招商局警务组组长。少将当组长，你说这个“组”小得了么？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警务组下设三课一室和一个警察大队，716人的编制。

刘钦礼，少将，一直在山东活动。曾任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山东省会警察局局长。

按:在军调期间，刘钦礼曾主持成立“监护组”，对军调部执行组在山东的活动进行监视，监视的对象包括周恩来、陈毅等。我一直觉得《潜伏》中有关军调的情节是不是来源于此。

夏松，少将，湖南站站长，解放前夕曾被派往天津接替擅离职守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但因形势变化太快未及到任。

刘人爵，也是一位行动专家，专抓人的。解放前夕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参加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并被长沙市军管会任命为军管会委员。1949年9月4日，毛人凤派特务将其在寓所中暗杀，其墓就在岳麓山长沙会战指挥所遗迹的旁边，不知道现在还保存与否。

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去给他当下手的，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跟久了，习惯于请示、汇报，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浙江派人最多、势力最强；湖南派稍逊；而以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逃台。

周昌嗣，逃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

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我曾看过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寒微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估计很多人听了这个话，会觉得好象“牙要倒”或者“浑身发冷”的感觉，我倒觉得挺符合那个时代的表述方式。

“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要津。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站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4、5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

再往后的，像“余则成”的“青浦特训班”、再后面的“临醴特训班”、“黔训班”，就没这么好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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