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战争的缘故，18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在这个令人迷醉的季节里，各省的举人们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前途命运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全国性会试。考试结束后，在临发榜的紧张气氛里，似乎又弥漫着另外一种不安和躁动。

当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都察院外聚集了一群读书人，他们手里拿着状子，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不一会，路的另一头又来了一拨同样是文质彬彬的书生，这群人似乎彼此相识，见面后他们相互作揖问候，领头的两个人则上前低声商议了几句，随后便向自己的队伍一招手，带着这群读书人往都察院的大门走去。

原来，这两拨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前来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们。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喊冤的状子，而是给当今皇上的“万言书”，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由此，中国历史上这场近代意义的“学潮”，继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后，在甲午战败与中日谈判的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场政治狂飙的发起人，是当时人称“康圣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师徒两人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后，他们心急如焚，决心发动各省举人向朝廷联名上书，并提出“拒和、迁都、再战” 三点要求。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陈，而湖南等省的举人们听说后也不甘落后，也积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再说那些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举子们的上书后，都感到十分的惊诧莫名。在大人们的眼里，这些文弱书生不好好的读圣贤书，何以要妄谈国事？何况当时形势所迫，条约将签，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冒险代为转奏呢？万一事情没弄好，老佛爷一发飚，岂不是误了卿家性命？于是，大人们从一开始便拒绝了举子们的上书（当时举人不能向朝廷直接上书，按规定得由都察院转送）。

可事态似乎没有按照都察院大人们的思路去发展。这头两拨人的上书没有被接受，但随后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于是乎，都察院拒绝了广东的，他福建的又来了；你拒绝了湖南的，他江西的又来了；后面还有四川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西的、甘肃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这些举人们一个个壮着胆子，都拿着状子奔都察院来了。

乖乖，这下好了，平时一贯门庭冷落的都察院衙门，一下子便变得热闹非凡。这几天里，都察院的门口总是车水马龙，挤满了各省前来上书的举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在得知台湾即将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他在都察院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罗举人长跪在地，为家乡父老向朝廷请命，当时路过的人看见后，没有不感伤掉眼泪的。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如今国家大难，丧权割地，梁启超的这首诗更是让国人痛彻心肺。可是，那些举子们的慷慨悲歌，又能有怎样的结果呢？

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

“公车上书”是1895年的大事件，但对那些举人们来说，风光不过一时，生存才是永久。等到会试的成绩一公布，大部分的举人都是榜上无名，眼看抗议无效，气愤无用，最多也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大街骂两声娘。落榜的举人们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的收拾铺盖，打道回府，或者来年再考，或者另寻出路。而那些考上的，自然是喜笑颜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恐怕早把这国仇家恨抛了到九霄云外！

唯独有一个人没有忘，这便是中了进士的康有为。康有为的科考路走得也颇为坎坷，他小时候虽有“神童”之誉，但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更是考了七次之多，直到最近才时来运转，考上举人后便顺利的中了进士。不过，对于当时已是三十八岁的康有为来说，功名只不过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证明罢了。毕竟，以当时康有为的名声，远比那刚刚获得的进士头衔来得更加响亮。

考中进士后，康有为被朝廷授予户部主事之职，正式进入了国家中央公务员的队伍。不过，康有为一向自诩为“圣人”，从来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是满足不了“康圣人”的雄心壮志的。

有人也许要问，康有为自称“圣人”，那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出身于官宦世家，前几代祖先做过布政使和按察使等省级干部，他从小受到的本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从游佛道，遍读典籍，有博古通今之称。康有为一次偶然游历香港，被“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所折服，方知这些洋鬼子“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后来他路过上海到租界参观后，更是加深了他对西方的印象。从此后，康有为多方收集西方书籍，细加研读，在当时的读书人里，算是领先一步了。

不过，康有为在反思近代中国的衰落时，他依旧认为其根源是国人没有学习到古人的精华，而学的尽是些糟粕。在潜意识里，康有为面对西方挑战时，还是回到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寻找武器。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就曾尝试向朝廷上书，但都因为“上书无门”而无疾而终。

不过如今不同了，康有为现在是新科进士、户部主事，可当他想发出呼喊的时候，却又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好在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康有为在京师的官僚士大夫中组织了强学会。由于甲午新败，人人思变，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倒也把强学会搞得有声有色。

强学会的活动主要是每十日集会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听取有关时事的演说；另外，康有为等人做了一份《中外公报》的报纸，和当时的京报捆绑免费派送，帮助京师的官员们了解世界大事。强学会当时得到了京城大员们如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后任刘坤一等人的支持，经费上颇为充足，就连帝国新军的少壮派军官如聂士成、袁世凯等人，也各捐若干元（譬如袁世凯，就一次认捐了五百元）。

不过，强学会的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插曲。当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学会捐款两千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视李鸿章为妥协卖国之人，将他拒之门外。康有为的固执和坚持己见，给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李鸿章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等我回来，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没过多久，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随后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由此，强学会虽然风光一时，但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

强学会的失败，让康有为等人稍微人冷静了一段时间。但就在这时，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机却越来越深重: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教案问题强占了山东胶州湾和青岛港口，随后俄国派遣炮舰进入了旅顺，由此引发1898年初各国列强争夺中国租借地的滔天狂潮，英国人要威海卫、法国人要广州湾，就连小小的意大利也提出要租借福建的三门湾（被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