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95年，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郑国再次发生政权更替，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找机会刺杀了郑昭公，立昭公的弟弟公子亹为君。

高渠弥对郑昭公的仇恨有些历史渊源。早在郑庄公时代，高渠弥就是一员虎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被郑昭公，也就是当时的世子忽制止了。

“高渠弥为人狡诈，不可重用。”世子忽如是说。郑庄公见其态度坚决，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高渠弥闻知这件事，对世子忽耿耿于怀。等到郑昭公二度为君，他又害怕昭公有朝一日对自己下手，旧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

五朝元老祭仲以政治不倒翁的姿态继续担任公子亹政权的首席重臣，变成了六朝元老。当然，现在的首席重臣不止他一位，还有另外一位是新上任的上卿高渠弥。

自郑庄公殁后，郑国君主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公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公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老百姓们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麻木了。但这一次仍然不是结束。仅仅过了一年，公子亹的昙花便也开过了花期，悄然凋落了。

这一次操刀的乃是齐国的君主、文姜的情夫齐襄公。那一年，正值鲁桓公携文姜访问齐国，被公子彭生杀死于车内，齐国上下都对国君的行为感到不齿。齐襄公听到郑国发生的弑君案件，意识到这是一个转移舆论注意力的大好时机，亲率大军抵达首止（地名），窥探郑国的局势，并派使臣到郑国，邀请郑国国君前来会盟。

亹和高渠弥两个家伙欣欣然应邀前往。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获得齐国的外交承认，无疑是稳定国内情绪的一剂良药。但是他们没想到，齐侯也正想拿他们的脑袋作为稳定自己国内外舆论的一件道具。

结果，亹被杀死，而高渠弥被处以车裂之刑。车裂是极重的刑罚，别名“五牛分尸”，受刑者其状极惨。齐襄公想以此昭告天下，他是一个重义之人。

亹此行本来也要求祭仲同去，但祭仲耍了个心眼，借口患病，窝到家里，因而躲过一劫。亹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迎立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七朝元老了。

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

公元前689年春，齐襄公再一次干涉他国内政，发动鲁国、宋国、陈国、蔡国出兵讨伐卫国，要替他的外甥卫惠公讨回个公道，帮助卫惠公复辟。这一年，距卫惠公逃亡到齐国，已经有七年之久了。

出人意料的是，自被郑庄公打过一巴掌之后，长期不干涉诸侯事务的周王室，这次竟然派了一名叫做子突的下级官员，象征性地带了一些部队前往卫国，声援卫国现任国君黔牟。

这种声援自然无法抵挡入侵者。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四国联军春季举兵，到了夏天，卫国就放弃抵抗了。卫惠公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重新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复辟政权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大夫宁跪被放逐于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交给周王的军队，带回雒邑去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周王的军队在这次事件中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成功地保护了一批战争受害者。

《左传》对于公子职、公子泄七年前发动政变赶走卫惠公、扶立黔牟的事，发表了一番马后炮的评论，认为他们没有认清形势，做得太草率，所以才会有此一劫。

齐襄公没有空手而归，带走了卫国大批财宝，而且相当大方地给鲁国分了一杯羹。鲁国史官酸溜溜地写道:“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给他吹了枕边风才给的。

有了这次分脏，齐襄公和鲁庄公的关系处得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甥舅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鲁庄公没占到什么便宜，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公子庆父很不服气，提出偷袭齐军的建议，被鲁庄公否决了。他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我，是因为我们的德不如齐国，齐国本身没有什么责任。”于是心平气和地带着部队回国了。

我只能说，他心态真好。

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的时候，一场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虚弱的平衡之上。正如前面所说，当国君是一件很不好玩的事，一行一言的错失，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是由一个甜瓜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