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中积贫积弱，仿佛一幢千疮百孔的破屋，尽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能臣勉强裱糊，但里面栋梁早已腐朽，因而革命党人并未动员多少力量，清王朝便轰然倒塌。

正如前文所说，清末举办新政耗费极大，虽然财政收入每年高速度增长，但仍旧不敷使用，每年的财政赤字高得惊人。当时北洋军军饷缺乏，隆裕太后是清楚的，但她不清楚的是，其实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也是囊中空空如洗。

打仗就是要花钱，没有钱就打不成仗，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当时袁世凯倒是提出让那些王公大臣们毁家纾难，捐献点钱出来，可是等隆裕太后发出懿旨后，那些主张的亲贵们也就没了声音。此所谓，“纾难人人之所欲也；毁家则人人之所不欲也”。事实上，北京城内的那些王府中，随便“毁”他几家，也够北洋军打上好几个月了，但问题是，谁愿意“舍小家、保大家”呢？清王朝混到这地步，还能不亡嘛？

俗话说得好，破坏容易建设难，不管是北京的袁世凯还是南京的革命党人，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对袁世凯来说，问题还相对好一点，因为他可以继续沿用前清的政治遗产，可以在原有的机构上继续运作；但南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完全是新生事物，白手起家，而且和原来的体制格格不入，几无生存之原土。

黄兴在赴北京之前，便一直留在南京处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北迁后的遗留问题，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各省民军的裁撤与遣散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且互不统属，如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加上各地来到南京准备北伐的军队，数量达到20万以上。

这20万人，固然是革命的主力，但同样要吃饭、要发饷，还要发武器装备和日常补给，这每天的花费都不是小数目。当时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众人以为他与外国政府关系良好，能获得外国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孙中山只带回了革命精神。等到一切希望都成泡影后，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不免心生埋怨，“孙大炮”之名也就不胫而走。

由此，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状可以想象。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拨给的（当时支援了南京临时政府二千元）。

没有钱，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由于财政困难，民军普遍拖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当得可谓的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謇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这时，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骚动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的嚷着要发放欠饷，几有哗变之势。

当时孙中山在私下谈话中也曾无奈地承认说:“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没钱就不能办事，因此有人戏称孙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甚至连总统府都出不了。如此一来，孙中山当时非但不能发动北伐，就连临时政府都难以维持，也就只能与袁世凯进行妥协和议了。

换种角度看问题，不管袁世凯是不是篡夺了革命果实，但在孙中山卸下临时大总统一职后，想必他在遗憾的同时，也会感到一丝轻松。

在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这些搞政治的人拍拍屁股就走了，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

这个重担便落在了黄兴的身上。当时的民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兵员良莠不齐，有的部队甚至军纪涣散，这让袁世凯极为头疼。因此他在任命内阁成员的时候，也发布命令委任黄兴为南京留守，想借黄兴之手来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

黄兴实在是个忠厚人，他很爽气的接受了任命并通电称:“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也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当时南京各驻军的情形也确实复杂，一些军官都自称革命有功，终日奔走于陆军部（现为南京留守处）索要军饷枪械，当然，有些人也并非是为革命精神，不过是为日后升官发财打下基础而已。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了黄兴维持与整理南京民军的权力，但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袁世凯很狡猾，他并不想去得罪南京的民军，而是要借黄兴之手来加以裁撤，谁让你黄兴是南方军界的领袖呢？他这次就是要给黄兴出个难题，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应付这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