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石，是人们赖以认识今天、预测明天的鉴借。如何使历史学为社会服务？怎样摆正历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文革”十年中，影射史学、造伪史学打着“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幌子大行其道，强使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恶果暴露无遗。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备受摧残的人文社会科学怎样才能摆脱十年惨痛的噩梦？历史学如何才能走向复兴？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每一个学者的面前。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党史学家兼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领导人的胡乔木身上。

当时，我所在的院属现代史研究室，是由胡乔木直接指示组建又由他直接指导的新设机构，举凡编制、经费、项目（如黎澍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李新主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廖盖隆主持的《毛泽东生平思想》都是胡乔木当面部署的研究项目）等，均由黎澍、李新、郑惠直接向他报告并由他决定。研究室从1978到1982年一直在中共中央党校借房集中写书，也是经胡乔木批准并争得党校同意的。黎澍、李新、廖盖隆、郑惠经常会向大家传达胡乔木有关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性意见。那些话语融入了说者的深厚学养和博大气度，至今令人叹服，无法忘怀。近日阅读《胡乔木传》所记有关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对于历史学的言论，重温当年的话语，不禁感慨系之。

当年，胡乔木曾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当成为党和政府的助手；“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存在了。”（《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一期。）这篇谈话公开发表于1980年4月8日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第二天，他又写信给中国史学会会长周谷城，说：“历史学家配合政治，提出与现实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是一方面，这是直接的，但范围有限。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这也是间接的‘为政治服务’，范围就无限。不指出这一点就仍然片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第26期（1980年4月29日）。又见前引《胡乔木传》。）同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召开。胡乔木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他这个院长的根本任务，是要为国家、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院本身的现代化服务。社会科学院“应该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我们不希望把社会科学院变成一个时事的论坛，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科学院的身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不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讨论政治问题，就是把政治当作一个科学的对象，它要写出有严肃性的、有充分论证的、系统的科学著作。”“我们不但过去搞了很多的清规戒律，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守着这些清规戒律，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门应该是最富有生气的科学变得没有生气。”我们若要为人民、祖国和人类作贡献，“这只有通过严肃的科学研究，拿出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相称的产品才能做到。”（朱元石《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百年潮》2007年第4期）胡乔木这些讲话传出的重要信息就是要社会科学家从新与旧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中走出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把已经教条化僵硬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变成富有生气的真正的科学。

胡乔木当年所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党和政府的助手，与时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宣称要做“思想库”、“智慧团”，其词不同，其义一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胡乔木有精辟的辩证的论述，兹照录如下：

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是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学在内，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动和政治要求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