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

“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百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想问，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选择范围扩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促使国家重新定位，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身份焦虑

19世纪中叶以前，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甚至是傲慢。当时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敏锐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

其实，这些反传统者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不过，他们所关心的是生活在当下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而不是传统。陈独秀曾说过，“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而且，这些反传统者相信，传统具有强大的力量，即使我们全盘反传统，也不能够真正地撼动传统。

一些人士远没这么乐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劈头提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

反传统与保守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上发生碰撞，双方对于中国人的定义，也大相径庭。比如，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再次高举起反传统的大旗，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咎于“传统”，尽管传统其实已经所存无几了。在启蒙者看来，真正的中国人就该“从黄土文明转向蓝色海洋文明”。作为一种反弹，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这场国学热持续到今天，成为一场社会性的儒家复兴运动，蒋庆等人再次呼吁“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虽然存在这样的观念之争，在20世纪前半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依然以传统为底色，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觉并不明显。这之后的三十年，人们更是根本不再有任何文化身份焦虑。因为，50年代之后的社会政治运动，使传统的文化符号、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遭到一番扫荡式清理。国家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文化身份，人们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体系，人们毋须、也不能自行安排个人与家庭生活，而只能过一种国家安排的正确的新生活——当然，这种新生活讲究的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80年代之后，这个强制性的、统一的文化身份逐渐瓦解，人们不得不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信仰，选择自己的价值。这时，人们对传统仍然有记忆，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倡导复兴传统。但另一方面，80年代后的开放和90年代的全球化，把西方的价值、生活方式更加大规模地带到每个人身边，渗透到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样，一些敏感的民众不得不为了选择而进行思考：孩子应当把时间主要用来学习英语，还是背诵古诗？普通科研人员职称考试是否应当包括英语？如何看待青年人对情人节、圣诞节的热情？政府是否应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公众假日？“汉服运动”是不是哗众取宠？

公共建筑是不是一定要建个大屋顶？中式住宅有没有前途？修家谱是不是会破坏社会稳定？中国人是否应当信仰西方宗教？还有，洋快餐与中式快餐、全球化与自主品牌等等，也都成为让人困扰、迷惑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几年，借助于网络和大众媒体，上述文化身份的困惑、焦虑被放大，每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发广泛、且充满激情的争议。这些争议或明确或隐含地指向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怎样才算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形象？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过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国人？假如一个人说的是英语、过的是西方的节日、穿着西式服装，甚至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那他还算不算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