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长春没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这是《艳阳天》的第一句，对我来说，可与这一句相比的，只有“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

事实上不是下午，而是中午，上世纪70年代早期，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电台播讲《艳阳天》——那是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是超现实的，远远超过最狂妄的幻想：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没有了，都被严厉禁止，但同时，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我在亿万听众之间，我七岁或八岁，每天中午吃高粱米饭和红薯面的窝头，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不艰苦的生活，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在我的生活之外——那个村庄、那群人。

现在，我知道《艳阳天》写的是合作化和阶级斗争，与我的午餐有确凿的关联，但我当时竟不曾领会如此明确的政治和社会训谕，我只顾着盯着焦淑红了，还有一头热单相思的马立本儿，还有马小辫儿、弯弯绕、马大炮，这些名字有天真粗俗的欢乐气息，他们敞开了生活的另一面：人的“弱点”在这里被鄙视被贬损，但也被注视、被生动地展现。一个禁欲者详尽描述肉食的危害，结果他把孩子的馋涎引出来了——这是他的意图吗？或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一个孩子？

至今我都把这视为浩然的馈赠——使僵硬的生活柔软，对人性和人保持好奇之心。

这份馈赠多半出于我的误解也证明我不是一个好的愿意受教育的听众，浩然真正急切地想要告诉我的是萧长春所代表的道路的正确性，但很可惜，我对萧长春没什么印象，我知道他是好人，在为一种我不能理解的但必定正确的事业战斗，但他严肃无趣，如黑衣的教士或者永远正确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