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此间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