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多么蛮横又多么霸道！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党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不客气地说，希特勒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十岁开始加入少年队，十四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心中的。

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形成罪恶的杂种。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谬论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还编造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

《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噩梦。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摘自:《书屋》2008年第1期   作者: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