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79年，彭真回到离别13年的北京寓所。

60年前的1月30日，凝聚着无数英雄的热血，北平和平解放。10月1日开国大典，新中国定都北京。

新中国成立以来，彭真先后担任党的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北京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并长期兼任北京市市长。新中国成立起他即出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不久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长期主管中央政法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彭真首当其冲被“打倒”，失去人身自由惨遭迫害达12年之久。

“文革”结束，彭真恢复工作，先后任党的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任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至1988年退休，他主持了新时期的立法工作特别是1982年宪法的制定，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两案”的审判工作……

1997年彭真去世，党中央给予他“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主要奠基人”的崇高评价。

1949年11月，迎着开国大典隆隆的礼炮声，彭家四子傅洋出世。新中国的建立和幼子的出生，为这个革命家庭带来了双重的喜悦。

此后这个四子是众子女中，与父亲工作最有“缘分”的一个。

与新中国同龄的傅洋，在“文革”中经历了务农、做工、当民办教师之后，1979年初进入了刚刚组建的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任至经济法室副主任，参加过几十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1988年，傅洋走出人民大会堂，组建了康达律师事务所，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其间，他曾连任了三届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傅洋用另外一种行动延续了父亲的法治追求和理想。

康达律师事务所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院内的一所小红楼中。当时，傅洋“下海”当律师颇为出人意料，他因此加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律师事业的首批“破茧者”的行列。

盛夏6月的一天，当记者如约走进傅洋的办公室时，他没在屋。茶几上摆着一盒香烟，显示对我们的欢迎。

书柜里并没有像司空见惯的那样摆满了看与不看的书，这使我们想起吴邦国委员长曾说过的:“法律不是摆在书架上的本本。”

爽朗的笑声把高个干练的傅洋送进房间。叫不出牌子的短袖衬衫，米黄色的休闲裤，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傅洋就像一位普通和善的邻家大哥。

身为彭真之子的他十分平易、大气、豁达，绝无“名门之后”的矜持。

其实，和新中国法治一起长大的傅洋承载了少有的厚重、深邃与守望。这是傅洋不经意间的表情和言谈传达给我们的。

兹将傅洋当天的谈话整理记叙如下———

父亲从来都是以毛主席的作息时间为准

儿时的记忆中尽是父亲忙碌的身影。毛主席有通宵工作的习惯，父亲从来都以毛主席的作息时间为准，凌晨两三点常常被叫到中南海商量工作。工作如此繁重，父亲和我的直接交流自然不多，但是父亲的精神引领着我直至今天。

记忆中，父亲惟一一次对我发怒是我上初中时。忘记是何缘起，父亲问道:“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说:“不知道。”谁料，父亲一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人，怎么连这点决心和意志都没有！”我想父亲是希望我明白一个道理:意志磨练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验。未雨绸缪，不断思考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当考验来临时才能随时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容应对。

我出生后的几年中，父亲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