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的贵宾是孙中山，他是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赴京的。他的病情正在恶化之中。当时并未查明他患的是癌症。而在半年之前，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宣布，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经病逝。 当时北京方面对孙中山患病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时任北京警备司令的鹿钟麟，奉冯玉祥的命令，去接孙中山入京。鹿钟麟先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中山在那里下车，以免发生意外。鹿钟麟回忆孙中山躺在车中，面容憔悴，病得很重。但是孙中山不同意提前下车。持续加重的肝部疼痛，使孙中山面色蜡黄。凛冽寒风中，孙中山执意步行下车，向欢迎的人群致意。随后，乘车来到了北京饭店。

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表达了他的愿望:“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孙中山为什么会抱病来到北京？他从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到北方军阀盘踞的北京来，是要做什么呢？这还得从冯玉祥“北京政变”说起。 1924年10月22日的晚间，北京城在沉睡。距北京312公里的山海关外，曹锟直系军队和东北张作霖奉军，猛烈交火，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战场离首都很遥远，没有人预料到北京城里，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整个战局的事变。第二天凌晨，从睡梦中醒来的北京市民惊奇地发现，满城尽是国民军士兵，大总统曹锟已经被囚禁在延庆楼。3天以后，《北京导报》发表文章，称此次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发动这场政变的是这位高大魁梧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冯玉祥。他把自己的举动称为“首都革命”。回师北京前，他是北京政府的左翼作战军第三军司令，受吴佩孚将军的指挥，任务是进驻古北口。当部队走到半途，冯玉祥乘后方空虚，挥师入京，成功占领了北京城。冯玉祥掌握北京政局以后，采取了两个重大行动。一是于11月1日，成立了以黄郛任国务总理，王正廷等人任各部部长的摄政内阁。二是在11月5日这天，从故宫中将满清皇室赶出宫门，并宣布废止“清室优待条例。”而在这两个行动之前，冯玉祥即向孙中山发出了北上北京，共商全国统一大计的邀请。

此时的孙中山，正在赣南进行“北伐”。而广州由于“商团叛乱”，革命的中心受到严重威胁，前景似乎意外的黯淡。这时接到冯玉祥的邀请，当然是个意外的好消息。10月27日，孙中山就发出两封电报，表示有意北上。10月30日，他迅即返回广州，11月1日，他正式收到了一封邀请函，到11月4日，他就把北上的意图完全公开了。孙中山回到广州以后，“商团叛乱”被平息下来，广州的局势开始恢复。而在北京，冯玉祥政变成功的当天，王正廷代表摄政内阁，赴东交民巷拜会美国驻北京代理大使，通知他将邀请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召开一次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圆桌会议，新一届的中国政府，也将在此基础上产生。孙中山接到邀请后，力主北上。但他的主张，却遭到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心，国民党内部才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孙中山认为，北上是于中国大局有利的事情，个人的成败，可不予计较。为此，他曾与蒋介石等人恳谈，事情很快有了转机。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之意义与希望》的演讲。他重申:三民主义是解决国家问题的基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一个最高的目标。现时的最低纲领必须包括: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孙中山还同时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的统一和建设。然而，就在孙中山发表演讲的同一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和卢永祥等人，在天津聚首并拟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在华中的吴佩孚直系主要军事指挥官，也发表联合通电，拥护段祺瑞出任临时政府执政。孙中山还没有出发，北京的形势已急转直下。冯玉祥本是想等孙中山来北京主持大局的，但段祺瑞与直系联合，又取得了奉系张作霖的支持，冯玉祥的意见也就不占主导了。

北京的局势，在孙中山未能及时参与的情势下，发生了很不利的变化。然而孙中山还是坚持北上，11月12日，是孙中山58岁的生日。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动身，广州的各团体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游行，孙中山向两万多游行群众讲话。第二天，在他启行离开之前，各机关学校都停止办公和上课，来向他送别。孙中山和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向在码头上的军政官员告别。孙中山这一走，等于是永远告别了广州。他不知道，他只剩下4个月生命了。在他身后，都留下了什么呢？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已经开始强化的党以及一批献身于实现他理想的老同志和新人。孙中山留下的是一个既没有控制军权，也没有控制财权的政府，不过基础还是打下来了。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开始组建。一个正在营业的中央银行，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都建立了起来。关键是，联俄联共的政策，已经见到明显的效果。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他在上海度过了繁忙的4天。孙中山在上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判明北方的局势。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之下，去天津和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谈判。11月19日，江苏都督齐燮元在南京与一批直系督军发布第二次通电，要求段祺瑞出任政府执政。第二天，段祺瑞正式宣布，他将至北京就任，以便组织起一个临时政府。并将于一个月之内，召开一次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由善后会议再产生国民会议。善后会议和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有什么不同呢？段祺瑞所宣布的政见，尤其召开善后会议的举措，对孙中山是一个打击。因为他先在北京开这么一个会，形式上与孙中山倡议的国民会议相同，内容也没什么区别。那孙中山来北京再开一个类似的会，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冯玉祥要说，段祺瑞是以善后会议来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相对抗，使得孙中山即使来到北京，亦无法进行其为国为民的革命方策。但是孙中山仍然坚持北上，他在上海以激烈的言词告诉记者:他北方之行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并要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这一对罪恶的双胞胎，废除不平等条约。

11月22日，孙中山取道日本去天津。这是他在船上同宋子文、戴季陶、李烈钧等人的合影。他在船上发表谈话说:他到北京去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以便召集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国民会议。11月24日至30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度过了6天时间。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和演说，以进一步宣传他的主张。在一次为学生听众举行的集会上，孙中山描述了关于新的国民会议的计划。他鼓励听众们，为了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必须用电报的形式，向政府发出连珠炮似的痛责。这是孙中山与宋庆龄在离开日本去天津时的留影。著名美国学者韦慕庭，描写孙中山此时的情景说:“孙中山精神饱满，这是他的聪明才智，在生命火花开始明灭闪烁之前，最后一次强大的迸发。”

孙中山为什么来日本？因为他想在进入北京之前，在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并希望说服日本朝野，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是对日本有利的。但日本政府显然很冷淡，并没有邀请他到东京去。相反，段祺瑞的代表却受到了日本首相和外相的接见。这样的规格，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未来可能的总统的接待，是不相符合的。孙中山很明显想寻求日本官方的支持，但是他失败了。天津张园，孙中山进北京之前住过的地方。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他终于到了北方，但他立刻就病倒了。孙中山所得的病，是一种只会日趋恶化的不治之症。但他并不知道，他仍然一如往常的接见各方代表，发表谈话。但这次不同往常，病魔来势凶猛，他感觉再也难以支持了。实际上孙中山到天津当天就感到了肝部疼痛。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孙中山到天津后，在寒冷气候中脱下帽子与欢迎的人见面，导致发冷发热，引起肝部疼痛。而另一种说法，是说孙中山在与张作霖会面时，罹患感冒引起的。持这种说法的是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