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到我父亲的事情上来。我父亲在武汉时，便同我母亲结婚了。对于家乡那个爷爷包办来的夫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又何况多年在外，后来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爷爷死后，伯父把家产全都据为己有，把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和儿子赶了出去。

这女人很坚强，也很能干，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还省吃俭用，寄钱给坐牢的我父亲。父亲当即把这些钱交给了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钱不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用来买通看守跟外面通消息，给有病的难友买药治病。父亲出狱后，时局很乱，又忙于工作，也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因此也没有联系。对这桩婚姻，母亲也是同父亲结婚后才知道的。

但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不是父亲告诉总理的，而是父亲在向组织填表时说明的。总理把此事放在了心上，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此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已经十一二岁了。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哥的母亲希望能让孩子出来上学。总理遂安排把大哥母子从四川送到延安。大哥上学，其母学了护士。

大哥叫龙骥，在延安一直上到中学。解放后，考上唐山铁道学院，学隧道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到四川，为中国的铁路建设默默工作。其母因身体不好，早早退职，随着他一起生活。他们都十分感谢周总理，是周总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包括我的母亲，也十分感谢周总理。周总理派人找他们，并不是父亲的要求，而是总理主动的帮助。由此也可见周总理对人的关怀和虑事的细密。

母亲珍藏的一条裙子

我母亲是宁波人，六岁时随外婆到上海，后来参加了共青团。抗战爆发后，母亲忍痛离开了重病的外婆，只身到武汉找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人介绍，同父亲结婚。

母亲原来有名字，参加革命后崇尚高尔基《海燕》中的海燕形象，改名贝海燕。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同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成立了战时服务团，共产党员陈维清任总干事，我母亲担任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

邓颖超特别喜欢我母亲，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我母亲。母亲舍不得穿，珍藏着，后来从重庆到延安，解放后辗转到长沙，好多东西都丢了，这条裙子一直完好地带在身边，成了母亲一件珍贵的收藏。

我母亲还有一件同邓颖超有关的事情，值得一说。在重庆，母亲怀上了我哥哥，便到了延安，也给安排了工作。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同时精兵简政，便把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下来了。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哥哥出生后，母亲就带哥哥。

当时，这样因怀孕、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的妇女不少，都向组织要求工作。邓颖超说，女同志都想工作，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也得有人养育。于是她发出一个号召，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

一些人不愿去，因为当保育员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那时同样也有人在意这个身份。我母亲响应邓颖超的号召，去保育院当了阿姨。据说甘于去当保育员的只有我母亲一个，所以邓颖超对我母亲印象很深，当时就表扬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