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项谦，平息叛乱巩固民族团结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西北局的工作。在全面衡量、考察、遴选西北局书记适任人选时，毛泽东提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既要有群众基础，又要熟悉西北情况。习仲勋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出生、战斗在西北，又担任过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加上习仲勋为人敦厚，深受群众爱戴，而且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印象一直不错。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在几处破旧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到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虽经日晒雨淋，斑驳不清，但上面“主席习仲勋”的署名让毛泽东还是一下子就记住了“习仲勋”。见面之后，毛泽东更惊讶于这个“习主席”的年轻，习仲勋当时刚好22岁。10年之后的1945年10月，被誉为“模范边区的模范干部”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这一次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毛泽东在说到西北局书记时，还特别赞扬习仲勋年轻，是“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

习仲勋无论在西北局期间，还是后来奉调进京，都非常关心西北的形势。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有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解放前由于经济、政治和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形势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土匪横行，殃及无辜，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习仲勋以敏锐的眼光，最早关注疆藏问题。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为稳定西北开发西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一个叫尖扎滩的藏民农牧业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昂拉千户本是吐蕃王朝赤热巴坚的后代，为了守卫边卡和征税，相传公元5世纪中叶赤热巴坚派贡叶西达杰到达这里，成为尖扎黄河两岸的头人。公元1657年清顺治皇帝封他的后代祖多杰为昂拉千户，世袭至第七代子孙项谦。尖扎滩北有黄河天险，东面和南面被高山环抱，西临黄河的松巴峡谷，是一处易守难攻的要隘。解放后，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匪特造谣惑众，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的裹胁、挑唆下，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拒绝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并组织反革命武装“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他们自以为身处要隘，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奈他们不何，甚至把尖扎滩称为“小台湾”。项谦凭借手中的千余武装力量对已解放的邻县不断进行武装侵扰，甚至袭击人民解放军。我人民政府为了团结昂拉部落不明真相的广大农牧民，不断地说服、争取，耐心地等待他们幡然醒悟，但昂拉千户却执迷不悟。在他看来人民政府的耐心就是无能的表现。这位“末代千户”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人民的仇恨，许多同志失去耐心，主张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以绝后患。针对许多同志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项谦对投诚态度始终游移不定，反复无常，曾经几度归顺，但不久又反叛。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多次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习仲勋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显然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的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进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尊重该地藏族人民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寺院，释放俘获的头目、官人，甚至给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病，对贫苦百姓救济、度荒、抚慰，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反革命匪徒的造谣欺骗。项谦在我党民族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终于在1952年7月11日下午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非常欣慰，亲自接见、宴请款待了这位回头是岸的“末代千户”，并委任他继续担任昂拉千户。项谦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的挽救和宽大之恩。中共中央首任统战部长李维汉后来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非常赞赏，把习仲勋比做诸葛亮。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还不忘开玩笑:“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