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初，我到中央党校带职学习。国庆节前接到通知，要求我在9月29日(或28日)到中南海参加授衔仪式。

授衔仪式在怀仁堂举行。我们那批是少将专场，约一二百人，上午9时前进场，对号入座。授衔仪式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并点名，他叫到谁，谁就上台领取证书和勋章。第一位被叫到的是汪东兴。我正随大家一起鼓掌时，没想到第二个就叫到我。我走到主席台上，周恩来总理亲手向我颁发了授衔证书和三枚勋章。

返回座位的时候，我看到邓颖超在观众席指着我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彭富九这个小鬼也成将军了!那年我37岁，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还是年轻后生。以后查资料得知，在1955年的少将当中与我同岁或略小一点的共有三十几位。

授衔的同时，我们都领到一个写有号码的字条，是到礼堂内的一侧领取将军礼服的凭证。礼服装在一个纸盒里，已经别上了肩章。当晚，我穿着将军礼服，偕妻子周博雅参加了在怀仁堂院子里举行的鸡尾酒宴会，大家都兴高采烈，互相握手庆贺。那天我的妻子格外高兴，因为家里出了两个将军——她的父亲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丈夫被授予少将军衔。

军队首次授衔时，有不少主动让贤的事例。比如我的直接上级李涛就认为自己授上将衔高了，主动向总干部部提出要降下来。在战争年代，干部会因为部队建制变化而出现级别升降，那时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怨言。1955年大家扛上了肩章，级别差距一下子都显露出来，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个别同志认为自己评低了，许多年之后心情还不愉快。

国庆节后，李涛向单位的校官授衔，我从中央党校回到部队，主持了直属机关的尉官授衔仪式。

有一位叫钟其汉的老红军被授予了尉官军衔。钟其汉是江西人，长征路上冒着枪林弹雨把充电机一直抬到陕北，那部充电机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钟其汉能吃苦，工作认真，到延安后积极投入大生产，为改善部队生活作出不少贡献，荣获特等模范称号。进城以后，他自知没有文化，难以适应部队的要求，主动提出转业。后来因他生活困难，我们又重新在部队为他安排了工作，任后勤部门的一个副科长。虽然军衔不高，钟其汉依然忠于职守，认真完成仓库保管工作，既没有怨言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大家都很尊重和信任这位“钟科长”，因他种庄稼是把好手，所以又亲切地称他为“钟老汉”。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他把自己种的果蔬拿来给我尝鲜，我家省下的票证也常给他使用。两家孩子是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玩耍。

授衔之后，自己感到光荣，但没有任何功成名就的感觉，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战争年代已经牺牲的同志和已经离开部队的老领导。比如曾希圣和曹祥仁他们长期担任军委二局的领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还在军队任职军衔肯定会比我高。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在那些战功显赫的将领面前，我还属于小字辈，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所以，荣获将军称号对我来说除了感到光荣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鞭策，唯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信任和荣誉。

岳丈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的，作风严谨，注重纪律，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因同为高级干部，所以我们之间也不例外。1955年授衔以后，我们成了一对“翁婿将军”，而关系依然如故。新中国成立后，战备、科研始终贯穿于我的日常工作之中，比战争年代头绪更多，一年到头也难得与他见上一面。我们级别虽有高低，但无隶属关系，偶尔拜访或相遇，双方只谈家事，托对方向熟人问好。周士第知道我单位的性质，所以从来不问我的工作。个别时候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需要他出面，周士第也是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回想起来，我们之间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就是陪妻子回娘家时与他下盘象棋。

“文革”期间我受到严重冲击，受坏人挑拨的军事院校学生把我劫持到军校秘密批斗，家也被抄了。后来，学生们把勋章、肩章、照片等物品还了回来，唯有1955年周总理签发的授衔证书不见踪影。后来得知一名学生在大串联时曾用这份证书冒充是我的孩子。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希望他能设法还给我——毕竟那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啊！

1955年被授衔的将军大部分已经去世，“开国将军”这类荣誉称号，我还有幸听到人们这样赞誉，但在我心目当中，“开国”这样的词汇，永远属于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朱德、彭德怀这些军队的元勋。

（彭富九，江西永新人，1918年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