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获悉大惊，颁谕令傅恒立即班师回京。碰巧缅甸国王、缅军主帅慑于清军兵威，也有罢兵乞和之意。决计撤兵、不愿将征缅战争再拖下去的乾隆帝，正好借机下了台阶，同意前方清军与缅方议和息战。

傅恒深知这次征缅战争并未取得乾隆帝预期的结局，自己作为主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动上疏向皇上请罪：“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乾隆帝没有将傅恒当做替罪羊，积极为他开脱责任：“此次出兵非好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经略，职分应尔，设以为办理是非，朕当首任其冲，其次方及傅恒，岂宜独以为己责？昔皇祖于吴三桂一事，谕令廷臣集议，而主撤藩者，唯米思翰、明珠数人，后逆藩抗命，众皆归罪议撤之人，皇祖谕曰：‘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委过于人？’大哉圣言，足为万世法守。傅恒此事即可援以为例。前于傅恒收服猛拱时，曾赐三眼花翎以示褒宠，傅恒恳俟功成后再用。今既未经克攻贼巢，前所赐翎即着缴回，仍用伊原戴之翎。”皇上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用心良苦地援引祖父康熙帝与米思翰、明珠等执意撤藩的先例，朝臣们自然也就息人宁事，不敢贸然攻击傅恒。身为首辅、贵戚的傅恒充分回收谦逊低调的好处，既未受辱，更未夺命，避免了那些侍宠骄狂的贵戚一旦失足便从云端跌落的悲惨结局。

傅恒在接到缅甸国王乞降方物后宣布撤军，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回驻虎踞关。翌年二月，班师回朝。三月，带病赶赴天津觐见正在当地巡幸的乾隆帝。乾隆帝迟迟未见期待的缅王屈服求贡的表文，很是窝火，本想斥责傅恒撤兵过于草率，但看到傅恒重病缠身，不忍将他治罪。两个月后，傅恒病情恶化，乾隆帝几乎每日派人去看望，并好几次亲临慰问，关怀备至。

然而乾隆帝浩荡关爱，未能挽留宠臣的生命。七月十三日，傅恒病逝，年仅四十八岁。

心膂之臣英年早逝，乾隆帝“深为震悼”。盖棺定论，乾隆帝对傅恒一生予以充分肯定，并对他谦虚之风特别赞赏：“及崇爵再加，坚让不受，尤足嘉焉。”乾隆帝将悲痛寓寄于对他的高规格治丧中。他命户部侍郎英廉负责承办傅恒丧事，谕示丧礼按宗室镇国公规格办理，赏内帑五千两治丧，允其入贤良祠，赐祭葬加礼，赐谥号“文忠”。乾隆帝还亲登其府在灵前祭酒，赋诗举哀，留下“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鸟悲有是哉”的诗句，既对傅恒的高度评价，又充分流露痛失宠臣的内心哀痛。后来乾隆帝赋诗悼念傅恒，嘉许他为“社稷臣”。

傅恒子侄也都深受皇上恩宠，获高官显爵。长子为皇帝女婿(多罗额驸)，曾任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官正二品，在代理云南永北镇总兵时去世；次子福隆安，被乾隆帝招为女婿(和硕额驸)，封一等忠勇公，任兵部尚书；第三子福康安，官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仍任两广总督，封一等嘉勇公；四子福长安，任工部尚书。内阁六个部，傅恒的三个儿子竟当过三个部的第一把手。福隆安之子丰绅济伦，袭一等忠勇公，官副都统，在御前侍卫行走，为皇上心腹之臣。傅恒子孙个个高官显爵，其留下的云骑尉世职，便由其侄子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