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翻译过《性心理学》的潘光旦，也对他冷嘲热讽。梁实秋更是撰写《张竞生丑态毕露》、《性学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应取缔他出版的书以及他主办的《新文化》月刊。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前往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他开办“美的书店”，继续自己的离经叛道。当时，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员，而张却让几个美女在柜台后卖书，这又给他招致无数谩骂。鲁迅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更是在张去杭州讲学时，请警方以“性宣传罪”将他拘禁于“待质所”，随后驱逐出境。

没人记得，这个不容于世的性学家，竟是将卢梭《忏悔录》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而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其行为却在常人眼中处处不合逻辑。这种苗头早在他年少时便已显露端倪。1909年，孙中山出于对他的赏识，安排他北上求学，但其父只希望儿子老老实实赚钱，做一个令人尊敬的乡绅。21岁的张竞生一怒之下，竟跋涉40多里山路，到县衙状告父亲，“夺子之志”。

上世纪30年代初，已经退出“江湖”的张竞生，专程从老家广东饶平赶往上海，公开为晚景凄凉的一代名妓赛金花募捐，并在小报上刊发一封致赛金花的信。

然而，即便惊世骇俗如张竞生，整天头顶着“性学博士”、“卖春博士”、“大淫虫”等数顶时人赠送的大帽子，也终有支持不住的一天。1932年，他选择自杀，未遂后，从此转向农业调查研究和农业教育。抗战时，汪精卫力图拉他下水，遭他断然拒绝。

这位开一代风气的性学家，余生几乎再也没有与“性”发生关联。生前，他黯然写道：“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

1953年春，张竞生连夜写下13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同样“受诋于当时”。

不过，他终究还算幸运。鲁迅当年曾言：“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但在张死后30余年的今天，学界已将“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等称号，戴在了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