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

60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事前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莫名其妙地，我突遭边区政府保安处逮捕、关押，最终被“抢救”成特务，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又十个月蒙冤含垢的生活，迄今也不能忘怀。事情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我已是86岁的老人，但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是想把这件奇闻记录下来，目的是反思历史，警示后人，类似这样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

延安的整风运动始于1942年春的整顿“三风”，目的在于整顿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肃清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革命队伍内部的认识统一，进而团结全党，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这本是一场普遍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然而，形势并未循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领导者的整风战略很快产生极大偏差，由思想上的整顿转向夸大敌情、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大搞逼供信、施行残酷的组织清理，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审干和肃反路线。

1943年初，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紧接着中共中央在4月3日发布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即《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整风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指出延安党政机关和学校内部“特务如麻”，强调整风和肃奸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并拟定了相应的战略。整风、审干、肃反、抢救、甄别，是整风运动的几个阶段。事实上，从时间、涉及面的深与广、历史影响等方面来看，整风都要逊于后几个阶段。尤其是肃反、“抢救”以来，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多数被“抢救”成“特务”，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清理。抢救运动的成果是延安清出“特务”1500余人，延属各县共抓“特务”2400余人。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抢救”高潮时有80%以上的同志被打成“特务”。那时，逼供信大行其道，荒诞不经，导致诬陷罗织罪名肆虐泛滥，使很多好同志、好青年成为异己，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甚至化为冤魂。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非但没有得到整顿，反而变本加厉地铺陈开来，造成革命队伍内部人人自危的大混战局面，真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运动。

我是1939年底从第二战区阎锡山部队转移到延安来的。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八路军，这是抗战期间爆发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时，我在阎锡山总部太原绥靖公署政治部做地下工作。事变发生后，第二战区政治形势恶化，在阎锡山总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面临着被捕的危险。阎锡山总部地下党总支决定党员干部分批撤离。我是和我刚结婚的妻子白天、凌云（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安全部部长）等四人一起出走的。到延安后我即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2月，晋西北地区八路军和决死队将阎锡山部队全部赶走，建立了民主政权，创建了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急需抽调大批干部前往工作。因我和妻子白天曾在阎锡山部队工作过，我们是第一批从延安调去的人员。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两年，白天因患重病，在晋西北得不到很好的治疗，1941年7月，晋西北区党委决定将她送往延安医治。

1942年初，中央组织部将我从晋西北调回延安，暂住中组部招待所，一边照顾妻子的病，一边等待分配工作。5、6月间，一个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来，因我在晋西工作过，故临时调我到边区政府交际处接待他们。参观团返回晋西北后，我被正式调入交际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来访延安的人很多，既有爱国的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官员，甚至还有特务。这些人来后都住在交际处。由于接触的人员身份、关系复杂，我有几个哥哥在国统区工作，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将本名叶笃成改为方实。那一年我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