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不甘做亡国奴的志士仁人奋起抗争，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爱国壮歌。然而，也有一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在日寇刺刀的威逼、利诱和支持下，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从事着危害国家和民族的罪恶勾当。

汉奸政权纷纷出笼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在北平扶植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另外在内蒙古还扶植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政权纷纷登场。

1939年4月底，汪精卫在日本主子的策划下逃出大后方重庆，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日本派“北光丸”货船秘密护送汪精卫等潜入日军占领下的上海。5月，汪精卫赴日本拜会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乞求援助建立伪中央政府。得到平沼骐一郎“慨然”允诺后，汪精卫踌躇满志地返回国内，指使亲信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梅机关”秘密谈判议和条件及组织伪中央政府事宜，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双方议定:中国承认“满洲国”，缔结反共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资源开发优先权，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等地的驻兵权等。在组织伪中央政府问题上，商定先设立伪中央政治会议，再由伪中央政治会议“选举”产生伪中央政府。为与各汉奸政权讨价还价，分配权利，1940年1月19日，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等到青岛，举行会谈。这样，以汪精卫为主角的“三巨头”会谈丑剧，在青岛拉开了帷幕。

流产了的刺汪计划

当时的青岛已经处于日军占领之下。青岛的日伪当局为了迎接汉奸头目会谈，从1月中旬开始，就进行了严密的筹备工作。他们选定便于警卫的龙山路迎宾馆一楼为会谈地点，二楼为汪精卫一行住处，三楼为梁鸿志一行住处，不远处的太平路青岛大饭店(今栈桥宾馆址)为王克敏一行和李守信(内蒙德王的代表)一行的住处。伪青岛警察局长傅鑫坐镇指挥，调动伪警察倾巢出动，配合日本军警宪特，严密布防。在汉奸头目到来时，实行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

国民党军统总部闻讯后，急令潜伏在青岛的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不计代价“制裁”汪精卫。傅胜兰侦知汪精卫一伙会谈地点是迎宾馆，便选择有利地形，布置火力，准备狙击群奸。不料，就在汪精卫抵青前夕，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叛变投敌，泄漏了天机。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闻讯大惊失色，急率王天木先行赶到青岛，在青岛的日伪军警帮助下，先抓傅胜兰及其情人、军统出纳丁美珍，后又将宋贞薪、褚亚鹏等十几名军统人员捕获，并起获电台、武器数件。军统青岛站被王天木作为“礼物”献给了主子。在严刑拷打面前，丁美珍提出，只要能使傅胜兰恢复自由，马上与她结婚，她可以动员傅胜兰率部倒戈。李士群当即接受。

群奸聚会迎宾馆

1月21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偕齐燮元、王揖唐、朱深等人乘飞机抵达青岛。1月22日上午，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代表李守信乘飞机到达青岛。

下午3时，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一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偕陈群、温宗尧一行，搭乘日本“奉天丸”轮船由上海驶抵青岛。青岛的日伪军政要员纷纷到机场和码头迎接。在担任警戒的大批武装人员中，便有傅胜兰及其部下。

汪精卫到达青岛后，在迎宾馆稍事休息，就驱车前往日本驻青岛陆军司令部拜会大岛司令官。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到日本华北方面海军部队拜会野村司令官。恭顺之意，溢于言表，卖国嘴脸，昭然若揭。与此同时，周佛海等喽罗也不闲着，忙不迭地到伪市公署、日本特务机关、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宪兵队表示“敬意”和“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