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中的静态的小农社会，是绝对不能容许存在贪污腐败的。朱元璋一生，不屈不挠地与贪污作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却每次都是孤身冒进，又孤身而退，功亏一篑。在他整个的反贪生涯中，规模庞大的郭桓案，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朱元璋的道德制高点，看到了他的愤慨与暴怒，但最终，我们没有看到他的理智。

一份超级人头订单

对刽子手这份职业而言，洪武年间是一段难得的黄金时光。他们唯一的客户朱元璋先生手里掌握着太多等待咔嚓的人头，动不动就签上两张数万人头的订单。那些年里，刽子手们身价百倍，从业人员数量也直线上升。

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先生豪气干云，一口气就签下一张两万多人头的大订单（此后十多年里，这份订单又不断得到追加，最终超过三万）。刽子手们本以为这已经是最后的纪录，孰料不到五年时间，朱先生又卷土重来，而且豪气不减当年。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具体的人头订单有多大，恐怕连朱先生自己都不甚清楚。史书里说得很吓人，“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这讲的是百姓；官员们更倒霉，牵连全国十二个布政司，注意，当时全国就这么几个布政司。朱元璋先生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准备把大明朝的官员们一网打尽。

据朱元璋先生自己在《大诰》里面所说，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郭桓的主要罪状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也就是“红色老区”。由于老区人民长期“无私支援”朱元璋的军队南征北战，为了回报这份恩德，朱元璋决定免除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几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竟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自瓜分了。

第二条，户部本该收浙西地区的秋粮450万石，郭桓却只收了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银钞。这些银钞可以抵200万石粮食。剩下的190多万石粮食，就被郭桓伙同当地的官员私分了。

第三条，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巧立名目，扰民害民，收取的费用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比如:车脚钱、水脚钱、口食钱、库子（即仓库保管员）钱、蒲篓钱、竹篓钱、沿江神佛钱——什么叫沿江神佛钱？其实就是在运输官粮的时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粮押运平安的钱。

第四条，郭桓等人收受应天等地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

第五条，也是最恶劣的，他们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大户，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刁民搀水，结果就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这种恶劣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给大明朝造成了2400万石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结果，出身贫民的朱元璋先生震怒了，他立即成立了以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

统统地都该死

郭桓等主犯们的脑袋自然是保不住了，同时，对他们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朱元璋先生决定采取铁血措施。

很明显，朱元璋认为:把官员们拉出来排成一排，用机枪扫射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在这个想法支配之下，为了保证除恶务尽，他超时代地采用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先进理念。

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发现，几乎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礼部尚书）赵瑁，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王惠迪，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王志，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部级高官显贵，下面的臭鱼烂虾小喽啰更是数不胜数。

古语云“法不责众”。但朱元璋先生不信这一套，他下令:该杀的都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