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状元卷

科举考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与偷税漏税本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但由于大比之年走私往往特别猖獗，出现“凡遇乡试年份，此数月中厘捐因之大为减色”的局面。科考之年为什么走私猖獗呢？

科考之年，各省官员为了保证考生们按期赴试不误行程，要求各地官员在应试考生过境时，不能为难和阻碍考生通过。这一政策既是对科举考试的尊重与重视，又体现了对应试士子的体恤与关怀。另外，各地官员也普遍认为:考试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参加考试的考生如果不是家里比较贫寒，万不得已，绝不会去私带货物来弥补自己的经费不足，所以有时候明知有人私带货物也是装聋作哑，默许其通过。

这就为一些不法奸商和应试考生打开了方便之门，出现“奸商藉此舞弊，商通船户，船户利其厚贿，愿为之包送，乃钻营谋干，专做试船生意，黄旗高扯，度局越卡，得以遄行无阻，而偷税之弊至于不可究诘”的局面。

一些贪图小利、素质低劣的应试士子曲解政府的本意，主动参与到走私的队伍中。由于走私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一些贪利的应考者或自己夹带私货，或“包揽客商货物，代为漏捐以图酬礼”。每到科考之年，“船上高扯黄旗，上书‘奉旨乡试’字样的舟中，多藏税货”，各地巡查人员，虽然明知过往应试船只有私藏货物，但是碍于官府的明确要求，“厘局不问，巡丁不敢上前查验”。即使面对政府的巡查，也由于不少士子有意抗拒，使得巡查工作很是被动。他们藐视官长，文者恃众，武者逞强，遇到盘查往往发生冲突，这也极大地影响了缉私工作的顺利进行。关于这样的报道也是屡见报端。如《申报》在1886年6月30日的《武童肇事》一文中报道:“晋江武童携带货物路经泉州南门外新桥厘卡，被局中巡丁查获，彼此争论，继以用武，武童党类甚多，巡丁力不能敌，大受损伤”。有的冲突甚至酿成人命，如“淮安府应试武生甲乙者，夹带私盐数包，藉充旅费，舟抵扬州某厘局，不服盘查，扬帆迳去，局勇鼓槕追之，相离约数十，武燃放空枪，将以助威，不料匆忙中误装铅弹，洞穿甲乙二人肋骨，登时毙命”。

由于科举考试是获取地位、权力、财富等社会稀缺资源的主要途径，一旦中举，便可山川变色，天地为宽，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入仕，被读书人和他们周围的乡邻亲友视为最高荣耀，就连来华的外国人也说，“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知识置于财产、高贵门弟之上”。中国的科考人群在这样的观念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科考之年，应试考生之多可以从《申报》的记载中略知大概。“就江浙两省而论，浙江考生约一万二三千人，江南则合江苏、安徽两省人才，约计总在二三万人之间”。

赴试时间往往也很长，一般从该年七月初持续到八月初，鱼龙混杂，给缉私带来很大的困难。政府缉私不力，就出现了有人借机贩卖毒品的情况。

1902年清政府在河南开封举行会试，云南举人马太元利用这次赶考的机会，在途中大卖鸦片，他“至辰州，登岸售鸦片二百，每百价三十五两，抵常德又售鸦片二百五十两，价每百三十三两”。

科考为走私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