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维新运动刚开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翁同龢即被罢官,开缺回籍。多年来,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但是,也有萧公权、孔祥吉等几位学者认为,是光绪皇帝主动罢了翁同龢的官。本人研究相关资料、反复思考之后,觉得前说无据,后说有理。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对戊戌维新史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历史人物的认识,因作本文,进一步加以论证。

慈禧是否一开始就反对变法?

维新运动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捉拿康有为弟兄,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软禁光绪皇帝,尽罢新法。慈禧太后的这些举措,铸就了一个铁杆顽固派的形象,也将自己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人们想象,慈禧太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老谋深算,之所以从光绪皇帝身边赶走翁同龢,目的在于削弱维新派的力量,警告光绪。人们的这种想象是合理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是否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

翁同龢日记1898年6月11日(四月廿三日)条云: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

“慈谕”,就是慈禧太后的“谕旨”。当年6月1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台湾既割,胶变旋生”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6月8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根据光绪皇帝所言,慈禧太后不仅读过这两份折子,而且给了积极评价:“良是。”至于变法方向,慈禧太后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以至于老成持重的翁同龢都觉得“过头”,要说一句,“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在所拟诏书中特别强调,变法必须“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

《明定国是诏》是颁示天下的文件,光绪皇帝不会也不可能假传“懿旨”,翁同龢的日记也不会误记,因而,这一则资料的真实性应该无可怀疑。然而,活跃在其中的慈禧太后形象实在和我们多年来的印象相差太远了。

又《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云: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

上即令枢臣拟旨。是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连数日寂然。闻上得芝栋折,即令降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议,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

6月16日(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芝栋)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痛斥八股文的空疏无用,要求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在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接着,光绪皇帝和顽固派大臣刚毅之间激烈辩论:皇帝要立即降旨,而刚毅则坚决反对,惹得皇帝动怒,但是刚毅仍不屈服,抬出“请懿旨”相抗。6月20日(五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请示。23日,颁布诏书,自下科始,“一律改试策论”,维新派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上述记载本意是想说明光绪皇帝“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情况,但是,恰恰是这条材料,说明了在“废八股,改策论”这一问题上,慈禧太后支持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顽固派刚毅。

关于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的情况,近人笔记中多有记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康初上之书”,指1898年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所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在该折中,康有为陈述埃及、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马达加斯加等国被侵略、受欺侮,以至被宰割、瓜分的惨状,警告光绪皇帝,“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列强侵略、欺侮清王朝,慈禧太后与清王朝共命运,康有为的这段话打动慈禧太后是完全可能的;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慈禧太后从维护满洲贵族和自身利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或支持变法也是合理的。费行简《慈禧传信录》称:“适德人假细故,扰我胶澳,举朝无一策,帝复泣告后,谓不欲为亡国之主。后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清廷戊戌朝变记》还记载:慈禧太后曾对光绪皇帝面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又曾对庆亲王奕?等表示:“由他(指光绪皇帝———笔者)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这些资料都说明,慈禧太后最初曾经给予光绪以一定程度内的变法自由。

苏继祖自称,他的书“采之都中上下口吻,证之京津先后见闻”,但是,戊戌政变属于宫闱高层机密,人们所知甚少,苏著所述大多来自“访询”,必然真伪杂糅。《慈禧传信录》的性质与之大体相同。二书所载上述各事,需要利用其他可靠资料验证,才能使用。慈禧太后主张“讲西学”由来已久。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1866年(同治五年)12月,奕?上折,要求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以官方姿态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折中,奕?提出,以满汉举人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龄在20岁以上的京外各官入馆学习,慈禧太后批示:“依议,钦此。”当时,同治帝仅10岁。这一批示显然反映了慈禧太后的态度。不久,奕?再次上折,提出“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要求将招生范围扩展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高级文官。该折再次得到慈禧太后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