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与中国毗邻的大国，中印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方对外工作的重点之一。新中国成立半年后的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印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朱开印是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馆的武官，他曾撰文回忆了这一不寻常的经历。现摘编如下。

苏联“老大哥”不坦诚

我初到印度时，确实靠着苏联人从中搭桥，结识了一些朋友。开始，我对苏联人也无话不说。但后来发生了几件事，使我们对“老大哥”处处留心了。

有个有身份的印度人，在一天深夜到我们武官处。这个人说，他有重要情报向我们提供，还可以搞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情报与文件资料。

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急需一笔钱。我和袁仲贤大使考虑到周恩来总理曾一再指示，宁可不工作，也不能有一言一行损害中印两国的情谊。自然我们也想过这人或者是印度方面派来试探我们的，或者是什么人设下的圈套。于是，我们回答他:我们中印两国是友好邻邦，没有必要背着官方从你这儿得到什么。他提出为他保守秘密，我们同意。

我无意间把这件事讲给了苏联人。不久，“老大哥”告诉我，对那个人他们已作了彻底了解，他所说的句句是真，他想出卖情报是出于走投无路，而不是设了什么圈套。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在交际场中又看到那个人，从他的穿着与神态看，显然摆脱了困境，经济状况已大大改善了。一个苏联二秘酒后吐了真言:“老弟，你太傻了，太傻了。”他伸开五指，又攥紧拳头，“我们把他抓到手里；太有价值啦！可是你，失去了一次天赐良机！”

苏联人想让我帮他们搞情报

还是那位苏联二秘，有一回装作喝醉了酒，对我说:“印度人很相信你们，把你们中国看作兄弟之国。你老实厚道，已经在这儿赢得了不少人的信任和喜爱，你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你自己意识到这点了吗？” 我看出他并没有醉，话里还有话，便试探道:“有什么用武之地，完成本职任务已经很吃力了……”他把头伸过来:“你愿意和我们合作么？”我也装糊涂:“我们不是一直在合作吗？”他把头摇来晃去:“不不，远远不够！我说的是，你……能不能根据我们的要求、我们的题目，在你方便和可能的时候，了解一些情况……你知道，这对你的工作无妨，却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很大！你甚至很难想像……”

我很惊讶，也很气愤，但我没表露，一笑置之:“你呀你呀，喝得太多了！”

当晚，我就把他的话报告了袁仲贤大使。

袁大使决定给他们以适当警告。他在一次与苏联大使谈话时，“顺便”提到:你们今后有什么要求，希望直接向我提出。因为我们国内有指示，我们在这儿干什么，都事先请示报告，而且只能是通过公开的、与官方通报过的途径进行……

苏联大使脸上红一道白一道的，很快，就把那位二秘调回国了。

“游击专家”飞抵“马尼拉”

1953年盛夏，我回国述职，从印度乘英国航空公司飞机到香港。飞机飞临香港上空时，下面大雨倾盆。机上广播宣布，准备改飞台湾，等天气好转。

我一听，要是我也到了台湾，那不是一条鱼掉进滚油锅里去了？我向机上乘务负责人提出:为什么要飞台湾，不能改在别的地方降落吗？机上负责人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对我说，可考虑改飞菲律宾的马尼拉，而且希望我们不要再争执，因为油料只勉强够飞到马尼拉，航程再不能改变。我只好同意了。

当时菲律宾对我们很敌视。但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