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部署来看，当时京畿警备区的高仁绂所负责任最大，承担的风险也最大。张学良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高仁绂及其族兄高纪毅均是郭松龄和自己的旧部，也参加过滦州起义，自己对他也有不杀之恩。但不知为什么，张学良把孙传芳这个老军阀也拉了进来。

会后，张学良专门派邹作华去向高仁绂传达指示。高一听说还要造反，当场表示拒绝。他说:“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领导的滦州起义，是军团长与郭茂宸联合下的命令，我才誓死追随，不意到了锦州起了变化，造成相反的后果。这一次我决不接受这个任务。”

邹作华只好耐心解释道:“这次是军团长个人负责，决无意外的变化。从今天起，你只接受军团长一个人的命令，任何人的命令你都不要接受。”为了让高放心，邹作华还当场写下字据，盖上印章，交给高仁绂。

高仁绂实在推托不过，只好向邹保证，愿对北京兵谏负绝对的责任。邹作华大喜过望，当即返回新乡向张学良汇报。

这时北京地区的奉军、宪兵和警察的负责人也先后收到张学良的命令:绝对听从高仁绂指挥。高仁绂也开始进行起义前的部署工作，接受西直门的警戒工作，又借口在北京城郊区进行局部军演习，逐渐形成对北京城的包围。

眼看兵谏时机越来越成熟，张学良却因封建伦理的影响，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年10月，正当高仁绂因迟迟得不到张学良的指示而寝食难安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张学良副官的电话:“军团长已经到了北京，叫你马上来！”高当即赶往张学良在新建胡同的公馆。在门口正巧遇上奉召前来的邹作华。邹作华神秘地对高说:“计划变更，停止演习。”直到此时，高仁绂才如释重负，马上通知部属停止演习，部队回营房待命。张学良响应北伐军而策划起义的兵谏就这样流产了。

根据高仁绂后来的回忆，这次兵谏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张学良的犹豫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原本同意新乡计划的孙传芳背信弃义，向张作霖告了密。张作霖勃然大怒，把张学良叫去痛骂一顿。但对参与谋划的人并没有追究。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接管东北大权，对邹作华、高仁绂、高纪毅都委以重任。这三人都忠实执行了张学良的铸剑为犁的政策，为东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至于坏了张学良大事的孙传芳，在张学良处死杨宇霆不久，担心张学良找他算账，从沈阳逃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大连，作了寓公。

对于这次兵谏，当时只有张学良和几个心腹等少数人知道，一些人虽然也有耳闻，大多不敢相信。天下哪有儿子反父亲的呀！但是熟悉张学良性格的人都知道，张学良做事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把蒋介石抓了起来，逼其联共抗日，就是证明。而且张学良正是吸取了第一次未遂兵谏的教训，才使西安兵谏做得天衣无缝，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