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芳，湖北麻城县人，１９２９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政委、旅长、纵队政委、军长。

胡荣贵，山西定襄县人，１９３３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７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干事、队长、指导员、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省军区及大军区政治部主任。

张子明，山西离石县人，１９３５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７年参军，１９６１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股长、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副师长、师政委，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长、副政委。

王蕴瑞，河北巨鹿县人，１９３１年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南京军区参谋长。历任参谋、科长、团长、师长、纵队参谋长、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

张力雄，福建上杭县人，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１９６１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历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委。

六位将军都是于１９６７年初调到北京后“靠边站”的，其中五个人有这样那样名目的专案组进行审查，还有一个人与任何专案都没有瓜葛，也在北京“靠边站”了两年多，他就是秦基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秦基伟回忆录》第十七章“新的考验”中，有一节的题目叫“晾在北京‘靠边站’”，用词十分贴切。他在北京呆的两年多，第一不是停职检查，第二不是等待结论，第三不是等待分配工作，第四更不是被隔离或被监护。那么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述他的处境呢？秦基伟用了一个“晾”字，我以为完全符合他的实际状况。李德生主任之所以特意要我问问秦基伟将军是怎样被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是因为总政治部事后查问，谁也不知道秦基伟是为什么“靠边站”的，谁也说不清秦基伟“靠边站”后到底归哪里管，实际上是稀里糊涂地“靠边站”了５年多。